中共華南分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葉劍英給公安部領導的一封信中，特別提到：“廣州市的潛伏敵特力量迅速得到肅清，社會治安的根本平定，與陳泊同誌的領導努力是分不開的。”
四、含冤抱恨患病中辭世，依然是
“笑傲人生”
誰也不曾料想到，正值年富力強、正得心應手的陳泊，卻會因為蒙冤遭到滅頂之災！
1951年1月24日夜晚，陳泊突然被公安部宣布逮捕，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市公安局副局長陳坤。3天後，陳泊與妻子呂璜及兩個孩子，被武裝押解北京。4月底，軟禁中的陳泊被投入了公安部監獄。緊接著，廣州市公安局有300多人被抓，廣東省公安廳被抓的人數甚至超過700人。在一個省的公安係統，進行如此大範圍的抓捕行動，標誌該案已經成為“公安係統第一大案件”。
隨後，中共華南分局在廣州召開分局、省、市三級幹部會議，由於陳泊被高層指控為“暗藏的英國特務”、“中統特務集團的黑後台”、“國際間諜”和“大特務頭子”，許多人雖心存疑惑但卻不得不信。鑒於會議要求公安戰線掀起了“大揭發，大批判”高潮，所有幹警“必須站穩立場劃清界限”，一定要挖出隱藏在廣州市公安局內部的“中統特務集團”，一些被認為與陳泊有直接關係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晝夜的輪番審訊乃至以刑逼供，迫使這些“犯人”交代罪行，指證陳泊。尤其是與陳泊關係甚好，多次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梁俠、程長清，多次受到車輪戰式的審訊，乃至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曾在香港中共情報機構擔任秘密特情的梁俠，被打斷腿後，終因熬不過酷刑，含淚畫押承認自己是“中統特務”，是受國民黨指派打入廣州市公安局的“特務頭目”。程長清等最終也被迫屈服。
基於“人贓俱獲”，1951年8月，廣東省公安廳根據公安部的指示，從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被陳泊任用過的情報人員，作為“中統特務集團成員”集體，並宣布隱藏在公安戰線的龐大而駭人聽聞的“中統特務集團”告破。
1953年5月，北京市軍管會軍法處以陳泊“喪失革命立場，包庇反革命、特務”的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雖然陳泊曾一再喊冤，但其申辯一直無人理會。
1961年陳泊被釋放出獄。可僅過了兩天，陳泊的釋放證便被武裝公安收繳，並被帶上警車，直接押上北京開往武漢的火車，押往距離武漢數百裏外的荊門沙洋勞改農場，陳泊與其他偷盜、強奸、搶劫等刑事犯罪分子一起，在繁重的勞動和低劣生活條件中苦度時日，受盡折磨。
1968年2月13日，陳泊曾寫信給侄女盧修妹：“家鄉，離別了四十年的家鄉，有機會一定要回來的，看看您的爸爸、媽媽和哥哥、姑母和表姐兄弟們。不要急，我死不了的。哈哈……”字裏行間流露出陳泊身處逆境，卻樂觀豁達、坦然麵對、笑傲人生。
1968年4月，公安部軍管會在全國婦聯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顧陳泊胃病在身，又將其抓捕並送回湖北勞改農場。1972年2月，陳泊終因體弱多病，尤其是處於胃癌晚期不能進食，最後嘔吐至昏迷不醒，終於離開了人世，享年63歲。
陳泊的政治蒙難，不可避免地累及到妻子呂璜。從1951年7月起，已經調入全國婦聯的呂璜，就被內定為“控製使用”。雖說陳泊關押在北京，但她不知囚於何處。經過半年的據理力爭，呂璜才被允許探監。不久，呂璜將一份7000字的申訴材料，遞交到了鄧穎超手上。“怎麼會搞成這麼嚴重？”鄧穎超滿懷同情，“這個案件看來很有情況，我要向恩來同誌反映，請他過問一下”。周恩來獲悉後，不但從公安部調閱了相關的案件材料，還在電話中與公安部領導作了交談。可惜，不僅周恩來的過問無濟於事，呂璜也被宣布不準探監。
“悲劇是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造成的，也許不能過於苛責導致和承辦這一冤案的領導者。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從戰爭中走過來的，當然‘火藥味兒’很重，對敵鬥爭警惕性很高。尤其是那時候民主法製極不健全，‘人治’的現象在黨內占了主導位置，什麼事都是由領導說了算，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見，這樣，左傾思潮和做法很容易找到滋生的土壤。陳泊僅僅是公安部建國之初所點的‘三把火’當中的第一把火，其後還燒起了幾把‘大火’，傷害的幹部更多。就像十年‘文革’那樣，最後走到極端，連國家主席都被打倒而迫害死了。這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個又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呀。”從多年後呂璜所說的話中，也許可以找到陳泊無端蒙冤卻長期不能得到平反的答案。
2003年，長篇紀實文學《紅色福爾摩斯——布魯（陳泊）與公安係統第一奇案》出版，曾先後擔任過中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勳為之作序，並題寫了“紅色福爾摩斯”的書名；2009年3月22日，習仲勳的夫人齊心也為陳泊的百年誕辰題寫了“人民英雄”四個大字。
作者單位：江西省興國縣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