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清時候，強盜殺人的罪名本身已經加重到了隻要“得贓”，不分首從皆斬，也就是說，不管是幾個強盜，也不管受害人是否受傷害，隻要搶到了一點贓物，哪怕隻是一兩銀子，所有參與的強盜全部處以斬首。因此強盜殺人以後再焚屍滅跡的，就不再加重到淩遲處死。所以，在明朝的小說裏，包公的判處就不再是將盆罐趙夫妻淩遲處死，而隻是砍頭了。而晚清《三俠五義》裏，索性讓包公使用刑訊，把盆罐趙直接弄死算了。
對於傷天害理行為的警誡
中國古代社會一般都認為，凡是人命案件，必須要“屍傷病物蹤”五項要件。這是《水滸傳》《金瓶梅》小說裏提到過的。就是確認死亡要見“屍”；“屍”要檢驗出有“傷”、“病”來確定死亡原因；“物”就是物證，包括凶器或其他致死的物件；“蹤”，就是指已經具有證人證言等足以證明行凶情節的蹤跡。
在這五個要件裏，屍體顯然是最重要的，死不見屍，往往就難以定罪。那麼是否就會提醒罪犯，有意識地毀滅屍體來逃避法律的懲罰？
沒有發現屍體就難以定案，確實是古代法製中一個悠久的傳統。宋朝以前就有這樣的司法原則。比如唐代人劉肅在他的筆記《大唐新語》裏就記載了武則天當政時這樣一個案件。有一次，有個已經在禦史台當官的告密人誣告駙馬崔宣謀反。那個誣告的人預先將崔宣的一個小老婆拐走，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然後誣告說：“崔宣的小老婆知道他要謀反，就要去告發，結果被崔宣殺掉，屍體扔到洛水裏去了。”武則天見這告發的人說得有模有樣，就把崔宣抓進大牢，命令侍禦史張行岌負責處理這個案件。張行岌幾經武則天責難，仍然堅持未找到屍體不能確認罪名。並通過高額懸賞、派人四處秘密打探，果然找到了那個小老婆。張行岌立即向武則天報告，為崔宣平反，把那個告發者依誣告反坐。這個故事後來被收入了《疑獄集》、《折獄龜鑒》、《棠陰比事》等著作，被稱為“行岌訪妾（訪是查訪，妾就是小老婆）”，具有廣泛的影響。
在古代的司法實踐中，對於故意毀壞受害人屍體企圖逃避法律罪責的罪犯，要加重處罰。比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天聖五年（1027年）三月總結北宋仁宗時的法製狀況，說是當時洞庭湖上常發生搶劫商船案，盜匪將受害人一概殺死後扔到洞庭湖裏，這類案件即使被破獲，抓住了罪犯，可是“以所殺屍飄沒無可驗”，仍然沒有辦法定案。隻好上報到朝廷。而皇帝也要積陰德，往往宣布以“疑案”來結案，罪犯隻是按照被懷疑的罪名宣判死罪，但並不確實執行死刑，而是減等改判為流放、刺配遠惡軍州等等替代死刑的刑罰。後來在這一年，李若穀擔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轄區至洞庭湖湖區）知府，他發現本地有一些從流放地或刺配地潛逃回來的罪犯屢屢作案，手段殘忍，大多是以前那些在洞庭湖殺人搶劫而沒有定成死罪的慣犯。他秘密部署破案，抓獲後將這些人以前後幾件殺人案一起上報，判處死刑，並在市場上公開執行淩遲處死。
“屍傷病物蹤”五項要件並不是在唐宋法典裏的明文規定，它隻是司法界的一個慣例，是一個審理的原則，並不是有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現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法典《唐律疏議》、宋代最初的法典《宋刑統》，都沒有這樣明確的條文。而且不僅是唐宋時期，在古代任何一個朝代的法律都沒有這樣硬性的法律明文規定。因為法律規定也是會產生行為導向的，如果有了這樣的明文規定，萬一“啟發”了凶徒毀屍滅跡，比如王婆、西門慶那樣殘忍的將武大郎屍體火化、或者是如北宋那些洞庭湖匪那樣將受害人屍體沉入深淵，那又是多壞的“社會影響”。
因此這個鬼魂烏盆的故事，從我們今天看起來是荒誕不經，可是在古代卻有重大的教化意義，是警告罪犯，冤魂不會因為死屍消失而消失，而是一定會顯靈，來向包公這樣全能的法官申冤，報仇雪恨。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烏盆記》作為對於極度傷天害理、毀壞受害人屍體犯罪行為的嚴重警誡，是一個重要的教化性質的劇目，它試圖援引神鬼的力量，來保持人們對於法製的畏懼。以更令人畏懼的來自於陰間的監督力量，來迫使人們遵守法律。
（作者係複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央視法律講堂主講人）
責任編輯：王封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