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包公判決：“張千，選大棍子來，每人先打一百。取官綿紙一張，著司房責下口詞，等他夫妻兩個畫了準伏，當堂判個斬字，即日押赴市曹，將他萬千刀，淩遲處死。”“將盆罐趙的家私盡數抄沒，將來均分做兩處，一半給賞張別古，見義當為，能代人鳴冤雪枉；一半給楊國用的父親，作為養贍之資。並將這盆兒交付與他，攜歸埋葬。一麵揭榜示眾，通行知悉者。”“不是孤家好殺人，從來王法本無親。餘資並給殘年叟，虛塚能招既死魂。莫道一時無義士，肯令三尺有冤民。從令揭榜通知後，留與人間作異聞。”
屢經改編的故事
明代小說《龍圖公案》第四十四回“烏盆子”，已經將這個故事的背景搬離了汴梁，而換到定州，被害人叫李浩，是揚州巨商，在定州去城十餘裏，飲酒醉倒在路中睡去，被丁千、丁萬害死，“奪其財物有百兩黃金，二人平分”，扛抬屍首入窯門，將火燒化。入夜後，取出灰骨來搗碎，和為泥土，燒得瓦盆。烏盆後被定州王老買得，也是盛尿用之。王老聽了烏盆鬼魂訴冤，去府衙首告。包公大駭，捕到二人，堅不認罪。包公抓來二人之妻再審：“你二人之夫將李浩謀殺了，奪去黃金百兩，將他燒骨為灰，和泥作盆。黃金是你收藏了，你夫分明認著，你還抵賴什麼？”其妻驚恐，遂告包公道：“是有金百兩，埋在牆中。”包公即差人押其妻子回家，果於牆中得之。“包公斷二人謀財害命，俱合死罪，斬訖；王老告首得實，官給賞銀二十兩；將瓦盆並原劫之金，著令李浩親族領回葬之”。
晚清說書藝人石玉昆創作的評書小說《三俠五義》裏，再次改編了這個故事。第五回“墨鬥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又把故事背景安到了安徽定遠縣，包公任知縣。當地一老者姓張行三，為人耿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為“別古”（與眾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張別古從欠柴草錢的趙大處得一烏盆，是蘇州商人劉世昌的骨灰所造。同樣是烏盆裏的劉世昌的鬼魂要張別古到包公處喊冤。包公下令捉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準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稱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是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出來。複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廝好狠，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攢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用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經夾，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一死，隻得叫人搭下去。這個案子就算是結案了。
近代京劇等戲曲的劇本即來自於《三俠五義》，隻是更改了原來元代雜劇裏主要角色的名字，受害人楊國用改成劉世昌（老生），張別古（醜），盆罐趙改稱趙大（醜），趙妻（彩旦），添加了劉升（劉世昌的仆人，醜）。劇情基本不變：綢商劉世昌，投宿客店。店主趙大夫婦，窺其行囊沉重，頓起不良，在酒裏下毒，毒死主仆二人。並將二人屍體砍為肉醬，雜以泥土，團成烏盆。事隔數年，毫無破綻。正好張別古至趙大處討草鞋錢，趙大堅持不肯給錢，就拿了那個烏盆抵償。張別古取盆回來，聽見烏盆裏有鬼聲訴冤，於是張別古拿了這個烏盆到包拯處首告。包公受理了這個案件，發簽拘提趙大，一審而服。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烏盆記》和其他的元代包公戲劇目不同，不斷得到改編的機會，長演長興呢？
觸犯古老禁忌的犯罪
首先應該了解的是，這個戲裏盆罐趙這樣的行為究竟觸犯了古代什麼樣的法律罪名？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的身體的完整性，《孝經》所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損，孝之始也”，保全身體的完整，是盡孝的最基本的原則。即便是生命被剝奪，隻要身體完整，受害人的鬼魂仍然可以麵對祖先。即便是被朝廷處罰，隻要不是列為重罪的，就是死罪，也能夠被以絞刑這樣能夠保全身體完整的方式處死。隻有實在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罪行，才處以“身首異處”的斬首。反對皇帝、侵害家長的，更要處以“淩遲”，將罪人身體片片零割，永無複原可能。
根據這個原則，殺人並且故意毀壞受害人屍體的，就是一項罪大惡極的犯罪，要予以嚴懲。按照唐宋時期的法律，殺人並且毀壞被害人屍體“支解人”，是屬於“十惡”中“不道”重罪，罪犯絕不可赦免，必須要處死。而在這個劇本形成的元朝時期的法律裏，盆罐趙的罪名更為嚴重，強盜殺人，並且焚屍滅跡的，相當於十惡大罪“不道”中的“支解人”，夫妻兩人作為同謀共犯，不分首犯從犯，都要淩遲處死。而且要沒收財產賠償給“苦主”（受害人家屬）。劇中包公的判罰可謂有法可依，將盆罐趙的家產沒收，一半給賞張別古，“見義當為”，能代人鳴冤雪枉；一半給楊國用的父親，作為“養贍之資”。這裏的“養贍之資”，就是今天講的“贍養費”，是元代法律特有的製度，凡是傷害他人造成殘疾的，使用殘酷手段害人的，都要沒收財產作為受害人及其家屬的贍養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