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贇把這定義為“吹哨人”對舉報事件的娛樂化傳播。
“我並不是所有爆料都采用娛樂化的方式，最關鍵得看爆料對象有否娛樂化的潛質。我在揭露盧美美父女時較多使用了這種方式，那是因為盧主席一家本身就有非常滑稽的色彩。比如，盧美美全家五口，都自封為各種主席；盧俊卿還自稱他女兒是“天下第三冤”（前兩冤是竇娥和趙作海）；還有路邊的米粉店、臭豆腐店，甚至桑拿會所都是‘世界傑出華商’。總之，把看上去很崇高的‘世界傑出’進行惡搞，讓它成為負麵詞彙，以此來揭露事實。”
娛樂化手法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水到渠成。
“揭黑並不悲情，不用成天作苦大仇深狀。”揭黑也可以是很好玩的事，可以成為一場全民的“網絡狂歡”。
大家都去挖掘“表哥”，最倒黴的就是楊達才，看他的手表是多少錢，皮帶多少錢，眼鏡多少錢……感覺好像是在玩根據圖片找茬的遊戲。讓“表哥”楊達才無處可逃，最終被雙規。
周筱贇說，這些都是確鑿的事實，可以誇張戲謔，但不能虛構編造，“娛樂化揭黑”的目的是讓事實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但現在很多網絡的惡搞不是基於事實，所以才引起學術界的批評。
可是娛樂化讓事件僅僅是事件，難以讓人反思到製度設計有問題，我們應該更多思考如何推進監管的完善。周筱贇試著把爆料程序公布出來，告訴大家怎麼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號召更多的人去申請信息公開，用這種合理合法的方式維護公民的知情權。
當然，除了監管製度，還有保護製度。
誰來保護？
時下，很多地方有針對舉報人的獎勵政策，可最後這個獎勵落到實處的時候，卻很少有舉報人敢公開領這個獎金。舉報的時候表現得像一個勇士，但是出來領獎的時候就沒那麼多人了。
一個原因就是獎勵太低。王海說，舉報一個假商品，留給舉報人也就五百元左右，投入產出完全不成比例。而對於懸賞式的獎勵，十幾萬、二十幾萬，甚至上百萬，數目不小，可與“吹哨人”付出的成本甚至生命相比，依然太低。
根據《法製晚報》報道，最高檢的數據統計，在中國每年有70%的舉報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報複。這並非聳人聽聞，在沒有法製保護下，打擊報複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受到單位排擠，有的受到心理傷害，還有的因為舉報的官員異常強大，“被喝茶”、“被跨省”、“被精神病”，甚至付出生命。
實名舉報原副部級官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的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已從媒體副主編一職離任。有猜測調職與之前舉報有關，但羅昌平未正麵回應調職原因。
陝西蔣衛鎖乳品有限公司的創辦人蔣衛鎖，因揭露乳品行業摻假內幕，被譽為“中國乳業打假第一人”。2012年11月，蔣衛鎖被害身亡的消息震驚乳品行業，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雖然最後定案並非因為奶業打假，但是仍讓人心有餘悸。
而黃鳴向社會公布行業潛規則之後，一業內人士曾對《中國周刊》記者說，皇明的產品質量好又如何？現在很多同行共同針對皇明產品，造成了其市場上經銷商範圍內的聲譽詆毀。
而與這些報複而言，我們的法製建設則相對滯後。到目前為止，最高人民法院在食品、安全領域關於新法的解釋中稱：“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首次在法律條文中承認知假買假的合法性。而涉及對舉報人的保護，中國則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的法律及保護製度。
周筱贇最後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我比較特殊，沒什麼太大困境。一是我爆料不是因為個人權益受到了侵害，這些爆料和我個人利益毫無關係，純屬公共利益，而大部分爆料人是自身權益受到了損害。二是我不以爆料為業，純屬個人愛好，我和你是同行，不需要以此賺錢。因此就比較超脫，惟一的困境就是對於處理結果很不滿意。”
中國式“吹哨人”還在經曆著自我保護，以及“亂拳打死老師傅”式的求索與執著。
當然，他們都在中國環境下，尋找著正常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