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類人掌握著各自行業的秘密，離違法犯罪最近，甚至是違法犯罪團夥當中未曾沾染過的某一個人，因公益良心或是出於利益考慮，充當“內奸”。就如那些策反的諜戰戲一樣，一個“內奸”或者“叛徒”比整個執法隊伍打擊力度還要大，使得執法成本更低，提高了對公眾利益的維護。
對此，相關政府部門還設置了相應的獎勵製度。這也催生了所謂的“職業吹哨人”，包括王海們的產業化。但是，這些“吹哨人”也付出了很高的成本，無論是金錢還是時間。
王海每年投入至少100萬的打假資金，時間成本則更多。而周筱贇揭黑爆料幾乎不需要任何金錢成本。不和當事人見麵，不去當地調查，不會向舉報人支付爆料費，也不花錢買線索；由於周筱贇的網絡俠客特性，律師都是免費提供法律援助。
周筱贇起訴盧俊卿花了200多元訴訟費，起訴鐵道部隻花了50元訴訟費，都在其承受範圍之內。他唯一要付出的就是時間成本。
有自己的工作，並不以舉報獲利為生的周筱贇不承認他是“職業吹哨人”。“爆料純粹是個人愛好。”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我隻是把別人打網遊的時間放在揭黑爆料上而已。花費一點時間，就能推進社會進步，何樂而不為呢？”
可他不想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周筱贇與王海一樣，每逢公共場合，必有墨鏡，而且另加了一副口罩。
周筱贇說，和線人一樣，網絡獨立調查的風險也是很高的。“我的媒體人身份確實保護了我。其他沒有媒體作為依靠的網絡爆料人麵臨的風險比較高。”現在，各級政府部門都比較重視網絡輿情，一個事件一旦成了全國轟動的公共性事件，那麼爆料人的安全相對是有保障的。
但是在公開場合露麵，“比如接受電視采訪、做公開講座都要戴口罩、墨鏡，就是不想影響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知名導演王家衛公開露麵都是戴著墨鏡，公眾都沒見過他不戴墨鏡是什麼樣子。我前段時間看到一條微博，一位主播和王家衛在飯店吃飯，飯店裏人來人往，但沒人認出那是王家衛，因為他沒戴墨鏡。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戴口罩墨鏡走在路上，沒有人知道我就是周筱贇。”他對記者說。
王海也是如此，在接受《中國周刊》記者采訪時，一旦涉及到攝影，他就帶上墨鏡。
知名度確實有利於使揭露的事件更廣泛地傳播，更有利於事情得到解決。同時，更大的知名度對個人有更大的限製，這些“吹哨人”必須更加審慎。
當然，除了知名度，工作方麵的便利，也順利推動了“吹哨人”的舉報。特別是那些調查記者、網絡大V。
娛樂手法
麵對事實，說出真相是每個公民的權力。特別是那些有職業便利，還懷著新聞理想的調查記者，雖然新聞理想已經在時下的圈內成了一個不太光榮的詞。可這些抹殺不了他們這些人天生性格中或者職業性格養成的嫉惡如仇，看不慣醜惡現象泛濫，就要站出來。
黃鳴麵對別人“這關你‘皇明’啥事，好好做你的事就行了”的評論，在微信上回應說“‘做好自己的事’是最爛的一句話”。
周筱贇說，一個正常的社會，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說出真相，就像《皇帝的新衣》裏那個說真話的孩子一樣。而現在我們的社會，站出來說出真相的人，別人就會懷疑你是不是因為利益，為了炒作，或者你很傻很天真……諸如此類，這說明風氣很不正常。
此時，周筱贇還在死磕李亞鵬的嫣然基金。
5月19日上午，他接到民政部的電話，告訴他中華兒慈會48億元善款消失是小數點點錯了。這離第一次舉報此事，已經過了兩年。周筱贇相當不滿，發牢騷說，兩年後民政部才來電話說兒慈會財務管理混亂，用私人賬戶接受善款，已責令整改。而2014年1月份他開始舉報嫣然基金，“民政部也要我等兩年？”
相反，人民監督網的創建者、獨立調查記者朱瑞峰卻隻用“雷政富的12秒性愛錄像”， 66小時撂倒了雷政富。這些成名的調查記者們也通過網絡傳播、實名舉報，更快的引發網絡效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達到快速反腐的效果。
“雷政富事件”比其他官員性愛視頻更能引發網民惡搞，原因在於所謂的“12秒”，有不少網民拿劉翔110米欄的12秒來與此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