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板軍人出身，聽別人說還有身負“前科”之嫌，實在沒臉回老家，才來這裏開煤窯的。性格和經曆決定了黃老板很難給任何人低頭說好話，而且越是這樣越不服輸。
一次黃老板找人，看是否能通過新聞媒體把他整理的問題，在報紙上登一下，揭發出去，讓更高層的人都知道，這裏的煤炭管理部門的個別領導是多麼的黑暗和腐敗。
之後聽同行說，他們都和黃老板成朋友了，那人確實不錯，不過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欠妥當，從上到下，都對他意見很大，最終他的煤窯還是被關閉了。
多年以後再次相遇，黃老板非常的高興。互相問候之後，他就滔滔不絕的說起了他對當地煤炭開采的見解，說得頭頭是道，就連這裏有多少小煤礦，有多少是合法的，有多少是黑礦，礦長是誰，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還舉了許多隱瞞事故、違法生產的案例。顯然，他有在這裏重新開創發展事業的信心和勇氣，而且胸有成竹，好像那場失敗的經曆被他忘得一幹二淨。
黃老板一臉蠱惑地對我說，“這裏的煤層最深埋藏隻有5米，一畝地約3300噸，按現在最低的噸煤市場價格380元計算，就是1200多萬，一畝地不到10天就能挖完，現在有湖北、四川的許多人在這裏挖，你如果在縣上有人，我負責聯係土地，如果上麵不過問，咱就發了。主要是資源局和煤炭局，隻要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就大功告成了。”此時的黃老板顯得胸有成竹，很自信。
“你這麼有把握，當地政府就不管嗎？”
“管。鄉上已經把開采薄煤層列入小流域治理項目，挖完把土地平整好，再給群眾打口水窖，給些相應的補償，也就魚安水安，沒事了。”
“費用呢，大嗎？”
“現在可能漲了，前幾年一畝地4萬元，再雇用推土機將表土層推走，煤采完了，再將土推回來，把地平整好，打個水窖，總共下來不到10萬元。”
聊著聊著，黃老板還是說起了往事。他搖著頭說，“一言難盡，現在我才悟出道理來，和政府作對，就是你再有理，吃虧的都是你。到2002年，我的煤礦已經徹底開不成了，他們整天上門挑刺，再加上我原本在縣政府工作的親戚調走了，他們把我的煤礦列入全縣關井壓產的重點打擊對象，不僅多次實施炸毀，還長期在礦上住人，怕我再恢複生產。”
“你手續不是都齊全嗎？”
“他們安心整你，能叫你的手續全嗎？在換證期間，煤炭局故意不通知你，並蒙混上麵說，這個礦是非法開采，需要吊銷生產許可證，就這樣過了一年，我的證也就過期作廢了。
不瞞你說，由於當時按照整改要求，就井下的軌道、絞車、鋼繩等，以及巷道支護，我都是按照高標準，10萬噸規模投資的，結果花了好幾百萬元，連自己的老底全投進去了，還不夠，借了幾十萬元，技改後沒有出一天煤，我的證就過期了。”黃老板說到這兒，想起自己的煤礦，一臉的心疼相。
“前幾年縣煤炭局領導不是因為隱瞞多人死亡事故被免職了嗎？”“不僅免職，還收受賄賂被判刑了。也就是我當時反映的問題，如果他們把我反映的問題落到實處，也許敲了警鍾，把他們救了，不會落到現在這種地步。”
“那你沒想過回去再開你的煤礦嗎？”
“已經沒用了，就那麼點資源，都叫周圍的幾個礦給瓜分完了，當時關井的根本原因也是資源的問題，你說再回去還有用嗎？”
“那你咋到榆林來了？”
“不走不行啊！欠別人那麼多錢，再加上我的礦徹底沒有希望了，債主整天在家，堵住門，哪裏都去不成。無奈之下，我決定去打工，先是到銅川一個溫州人買的煤礦上管生產，這個礦是國有破產礦井，地質結構非常複雜，再加上溫州老板本身對煤礦管理不熟悉，地方保護主義等等，製約的因素多，三天兩頭停產。煤質也不好，生產成本高，出一噸賠一噸，在那一年多時間內，我苦沒有少下，結果沒有落下一分錢，老板最後賠了600多萬元，扛不住了，拍屁股走人了。
接著又到榆林。說真的，咱來晚了，要能早來一年，我30萬元就能買下一個煤礦，放到現在就能賣1個億，過去有個和我辦礦同樣倒了的，人家早來了幾年，現在家產估計早已經上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