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陳的自述
現在靠給一私人小煤窯出謀劃策度日的老陳，談起他的煤炭情緣，也有一把自己的辛酸淚。
他說：“我60年代初出生在西部貧困地區一偏遠農村，那個年代我們這裏普遍窮，我家更窮，全家三代七口人住在一孔破窯洞裏，生活的窘況就可想而知了，我是在有一頓、沒一頓，吃不飽肚子的饑餓中度過了童年，但父母很要強，省吃儉用堅持讓我上完了高中，之後做了一名井下工人。雖然艱苦，但到月底，都能按時領到81元錢的工資和56斤糧票，足夠全家生活所用甚至還有節餘。
看到因我的工作，家裏生活在一天一天發生變化，添了新家具，買了新衣服，父母也不再因為窮，在別人麵前抬不起頭來了，我渾身都是力量，就是再苦再累也覺得無所謂了，尤其是到月底領工資那幾天，兜裏裝著一遝鈔票，走路都是抬頭挺胸，那種滿足感，簡直無法形容。
八十年代的錢不像現在這樣不耐花，非常的值錢，我在井下幹了三年，不但使家庭擺脫困境，從溝裏搬到村上住，蓋了瓦房，自己還穿上了當時在農村人眼裏最為時髦的黃軍用大衣。家離礦上8公裏，開始上班是靠“11號汽車”兩條腿步行，三年後就騎上了延河牌自行車，手腕上挎著蝴蝶牌手表，在那個年代，這些物件在我們村的青年們眼裏，可是連想也都不敢去想的奢侈品，卻夢一樣在我自己身上實現了。
再看見和我一起長大的同齡人，除極少數人考上大學在讀書外，絕大部分還都在農村為吃穿發愁，每一次走到他們身邊，都會感覺到有幾道羨慕的目光投來，我雖然臉上不動聲色，心裏真是美滋滋的！”老陳說到這，眼睛裏滿是懷念，禁不住嘿嘿笑了起來。
老陳說，“社會上的人雖然對下井這個髒、累、險的特殊工作有偏見，但對於像我這樣祖祖輩輩在溫飽線上掙紮，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村青年來說，卻是改變家庭麵貌的唯一捷徑，我不想失去這份工作，就不斷激勵自己一定要好好幹，盡快改變合同工的農民身份，轉正，端鐵飯碗，吃一輩子的公家飯。當然和我一起招工下井的有不少是走後門來的，有的是大隊書記的兒子，有的是公社領導的什麼親屬，有相當一部分因吃不了井下苦，跑回去了。我也苦，但因為家庭條件的限製，一直踏踏實實地幹著，沒什麼別的心思，所以很受礦領導的器重，先後當上了班長、隊長，沒過幾年轉正的願望就實現了。”
老陳吸了口煙，眼睛看著煙霧升騰，漸漸變淡、消失，就像他的青春與財富。他深深地陷入了回憶：“人總是隨著環境在變化。這時正趕上全民辦礦熱潮的興起，我們村西頭不到一裏地，就有一個50年代國家建了一半，聽說當時設計規模相當大的國家礦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井筒打了好深，沒有見到煤就停下了，一直在那放著。
從小我都知道村地下有煤，做夢都在想什麼時候礦能重新開建，礦上的工人住在我們村上，出出進進多有麵子。你不知道當時我們這裏的農村人很羨慕城裏人，我也一樣，心想就是到煤礦撿破爛，我這一輩子也滿足了。這一場夢做了20年也沒有成真，反而是我們村（當時叫大隊），在這閑置了20多年的半成品井筒上，簡單地架起了三根交叉在一起的那種井架，開始往下繼續挖。
村民們認為國家既然在這裏打井，肯定勘探過，底下一定有煤，這樣的判斷很武斷，但還真沒出乎意料，沒打幾天時間就見了煤。是我們村改革開放後辦起的第一個村辦企業，本來是好事情，有國家貸款政策的支持，發展下去，前景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經營了三年多時間問題就出來了，農民辦礦，沒有經驗，管理手段陳舊，相互排擠，窩裏鬥，煤礦經營連年虧損，最後居然到了維持不下去的地步了。
有一年春節，我請了幾天假回家過年，剛回到村裏，村主任突然把我叫去，開門見山地對我說：‘我想來想去，咱村上的煤礦再這樣經營下去，窟窿會越來越大，群眾會把矛頭一齊指向我，你在大礦幹過，又有文化、有專業水平，我想，把煤礦承包給你經營，肯定比村裏經營的好，咱村上隻有你有這個能力，這個忙一定要幫，掙錢不掙錢不要緊，保住就行，讓我先擺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