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阿瑪蒂亞森在尋找社會福利函數方麵的工作很具有代表性。他首先對基於邊沁功利主義的衡量局麵收入差異的指標進行了駁斥。指出，邊沁標準功利主義是按結果來評價福利狀態，除了能綜合自由、權利等因素影響外，忽視了收入分配的作用。進而指出，可以通過相關政策執行之後帶來的個人社會地位的相對提高、對社會福利帶來的促進作用等指標刻畫社會福利。為此，森從對個人偏好完整性、可傳遞性和非飽和性的基本假設中尋找突破，不斷的放鬆Arrow不可能性定理的假定。並最終證明了，若在個人效用函數中有關社會偏好的信息更加完全時，就可以得到較優的社會福利函數。森1976）的證明使用了薩繆爾森首先提出的具名商品的概念，並同時證明：對於具名商品x而言，其在分配的過程中所帶來的效用是受到當期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期的收入分配結構影響的。在Sen的研究中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度量，用基尼係數來衡量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度。這樣他證明，具名商品x再分配中所帶來的效用值可用函數e（x）（1-G（x））計算。而且此函數值越大，則表明社會福利越高。這樣就得到了評價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社會福利函數。森就是在這樣一個完全靜態的研究框架下，提供了一個對國民收入及其分配格局進行福利評價的可行方法。
三、有關收入分配福利評價研究的新發展
森之後的學者在其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通過在社會福利函數中增加轉移支付遞減的假設，對收入分配進行福利評進行了更加符合當今社會現狀的研究。Dardanoni和Lambert（1996）提出對於兩種收入分配狀態，如果均與廣義洛倫茨曲線存在一個交點，那麼，在對這兩種收入分配狀態進行取舍時，可以通過比較貧困階層的收入水平，如果一種分配狀態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高於另一分配狀態中處於同一階層的個人的收入水平，那麼第一種收入分配狀態就是可取的。這樣就對兩種收入分配狀態的比較提供了一個依據。此外，Davis和Hoy（1998）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評價與廣義洛倫茨曲線存在多個交點的兩種收入分配模式的準則。他們的研究結論認為，當兩種收入分配格局均與洛倫茨曲線存在多個交點時，處於同一收入分位數以上的階層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收入分配模式是相對較優的。Atkinson（2000）的研究則從比較處於同一收入水平的人數的多少，進而應用廣義洛倫茨曲線對各種收入分配狀態進行排序進行比較和選擇。
在此之後有關收入分配的福利評價的研究，其切入點和分析方法主要集中在對以往提出的各種標準和定量係數的檢驗和應用。有一部分學者通過對某一時期不同國家之間收入分配狀況進行橫向比較，然後對之前提出的各種準則進行檢驗和應用。Kakwani（1999）對23個國家1970年收入分配狀況進行了兩兩比較後發現，應用Atkinson定理可以對116個收入分配狀態進行比較。而應用Shorrocks定理能將可比較的數目提高到208個，所以他認為Shorrocks定理在橫截麵數據中具有更好的分析效力；Formby和Smith（2000）使用1980年左右，來自10個發達國家有關收入分配的數據，對其進行了分析比較，結果發現，應用Atkinson定理隻能比較這些數據中的五成，而Shoocks定理能夠比較的數目卻高到75%。這些應用橫截麵數據進行驗證的研究大多表明Shoocks定理的分析更具可信度。還有一些學者通過使用來自於某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收入分配的時間序列數據，采取了縱向比較的方法。如Formby和Smith（2000）在文章中，使用了來自美國1967-1986期間的收入分配數據。他們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逐年的比較發現，在這一期間美國的收入分配帶來的福利水平呈現出不規則的變動方向。具體的，在1967-1978年期間，美國的收入分配的福利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在1978-1982年期間，國內這一福利水平卻逐年下降；到了1983-1986年間，收入分配的福利水平又上升了；與Bishop等人的研究結論不同，Podder和Mukhopadhaya（2001）使用1984-1998年期間澳大利亞收入分配的數據，在比較時得到的結論與Bishop的結論恰恰是相反的。他們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澳大利亞實行的經濟改革使得該國收入分配帶來的福利水平經曆了一個先降低後提高的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在之前學者的研究基礎上，使用了麵板數據的分析方法。Bishop Formby和Thistle（2002）使用1969-1979年期間來自美國南方地區和其他地區收入分配的數據，比較之後發現，此時期美國南方地區收入分配的福利水平是發散的，而其他地區則出現了收斂的趨勢。類似的，Formby和Bishop（2002）使用泰國1992-2000年期間不同地區收入分配數據進行了隔年比較。他們發現，1997年的金融危機對富裕國家的福利水平影響相對較小，沒有改變最富裕地區的社會福利狀況。但是，相對不那麼富裕的地區的社會福利狀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在結論中指出，社會福利的改善與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縮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