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太守的“明日來”，自然不是一劑“萬能湯”，隻是一種“冷處理”的“緩衝術”。遇到一些惱火的事，隻要能說服自己“等到明天”，“今天”就可以轉化成思考的時間，可以重新審視自己，把握事態，即使明天還是要去做，也可以使今天對匆忙中所做的決定進一步完善。實際上把自己“拖到明天”與動員自己“隻爭朝夕”一樣，也是一種人生謀略。
學會等待，就不會自暴自棄；學會等待，就會讓生命之火熊熊燃起，不會怕暗地裏吹來的風，不會怕劈頭蓋腦倒下來的水。
等待是一種珍貴也是一種使命、一種完結與開始的天然契合，是生命的一段意義流程。
無論從事什麼職業，無論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你對自己的未來總難以料定。隻要你還抱著希望，有所追求，就會有美好的事情在前麵等待你。
世事紛繁複雜。即使真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時時奏出和諧的樂章。情場失意，親人故去，家庭裂變，事業挫折，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會隨時間的消逝而消逝。
梵·高在成為畫家之前，曾到一個礦區當牧師。有一次他和工人一起下井，在升降機中，陷入了巨大的恐懼之中：顫巍巍的鐵索軋軋作響，箱板左右搖晃，所有的人都默不做聲，聽憑這一機器把他們運進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這是一種進地獄般的感覺。事後，梵·高問一個神態自若的老工人：“你們是不是習慣了，不再感到恐懼？”這位坐了幾十年升降機的老工人答道；“不，我們永遠不習慣，永遠感到害怕，隻不過我們學會了克製。”
你不習慣黑夜，黑夜每天適時而來，你忍耐著，天就亮了；你不習慣寒冷的冬季，但冬天的腳步漸漸走近，你忍耐著，那春天還會遠嗎？
從窮人到富豪
霍英東富甲一方，譽滿神州，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香港文藝書屋在《香港億萬富豪列傳》中將他列為開卷首富。
然而，霍英東卻是完完全全的貧苦出身，1923年5月10日拂曉，他出生在香港的一個水上人家。
霍英東有兩個哥哥，父親是水上人。一家人以水為伴、以水為生。香港是一個繁華的花花世界，在以金錢代替一切的社會裏，一戶水上窮人的地位尤其低下。
1929年，對於霍家來說是災難的一年。他的父親在一次風浪中舟覆人亡。孤墳荒塚，一家人悲慟欲絕。然而命運之神並未對他們產生半點憐憫，僅僅過了50多天，兩個哥哥在一次出海中又船翻墜海，葬身魚腹，死不見屍。這一年，霍英東年僅7歲。在他幼小的心靈裏，痛苦的創傷埋下了憤怒與抗爭的力量。
父親去世後，霍英東和母親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遷居到灣仔棚戶區一座地裂屋漏、搖搖欲墜的舊樓裏。二十幾平方米的一間屋子裏，竟橫七豎八地擠了50多個人，宛如成疊成堆的沙丁魚罐頭。
沒有電燈，隻有一盞忽明忽暗、飄搖閃爍的煤油燈；沒有廁所，隻有一個蘆席圍起的男女共用髒茅坑。
最要命的是當時流行肺病。由於衛生條件差，屋裏有半數人染病。痛苦的咳嗽聲通宵不絕；帶血的濃痰隨地都是。一個晚上，曾經抬出過三具骨瘦如柴的屍體。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霍英東度過了他幾乎整個童年時代。
霍英東踏入人生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當苦力。在往來於九龍與香港間的一條渡輪“維多利亞”號上，做添加煤火的工作。
當時，由尖沙咀穿通的海底隧道還沒有興建，所有人都必須乘坐渡輪過海。大肚皮、高煙囪的蒸汽機渡輪外表漆得潔白，底艙卻是但丁筆下的“地獄”。加煤工必須一刻不停地一鏟一鏟將原煤拋進3英尺見方的爐口。拋急了不行，會壓著“火勢”；拋慢了也不行，會燃過了“火頭”。霍英東賣命一幹就是9個月。
一天，由於領班喝醉了酒，卻正好與百年難得一見的英國老板撞了一個滿懷。英國佬氣得鼻孔朝天，揚手給了霍英東一記響亮的耳光，當即，霍英東就被解雇了。
1941年12月8日，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隊在西南太平洋向美軍發動進攻。12月25日，英國人將香港這顆在東方與印度齊名的“女王皇冠上的寶石”拱手奉獻給了日本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