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來自於微博。2011年她寫下的第一條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場，“我是楊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其時正是微博問政風起雲湧之時。作為體製中人，最吸引眼球的當然是她對體製的批評。
微博開了一個月後，楊斌被通知參加微博學習班；3個月後，領導找她談話，她不得不取消了實名認證；半年後，她恍然感慨，“因為這個微博，第N次被談話”。
政治部的同事約談她，和她商量，現在正在幫你申請榮譽，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11年，廣州市檢察院正在給楊斌申請全國模範檢察官，申報材料已經寄給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是檢察係統的最高榮譽。可她不願收手。
後來，政治部的同事告訴她，最高檢沒有批準他們的申請。
這是蜜月期的結束，之後，體製停止了對她的宣傳。
她被調離了第一線的公訴崗位，不再辦案。輾轉騰挪的，是在職務犯罪預防處給企業開講座，借調政法委搞平安廣州，然後作為年紀最大的工作人員，和年輕人一起在窗口辦公，做檔案查詢。這些工作的共同特點，一是清閑，二是邊緣。她也曾申請調回公訴人崗位，重新辦案，但申請卻如石落深潭，杳無音訊，沒人告訴她為什麼。
“這個製度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壞人沒辦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沒辦法。”
楊斌說，自己是個好人。
生存之道
對於楊斌的辭職，區伯形容是憤而辭職，在微博上為她打抱不平：這是體製的“逆淘汰”，是正義的一大損失，反映出的是體製的陰暗和腐敗，社會的悲哀。
但這次，楊斌並不同意他的聲援，“我其實不喜歡這樣的解讀。”她想強調，離開，主要是看到了體製外的廣闊空間，她並不是帶著憤怒走的。
辭職後，楊斌加入了朋友朱永平的律師事務所，決定當一名律師。
兩年前，楊斌創辦了天祥關愛基金，為刑事案件當事人雙方提供人道救助。這些都需要資金運轉。
對於區伯希望她留下的意見，她說自己並非沒有猶豫，畢竟，敢言的律師多了去了，但敢言的檢察官卻沒幾個。
朱永平倒是對此不以為然，他反而覺得，沒有了體製的身份，說話更自由，不會被過度解讀。而且，他也不認為，在微博上自說自話，就是一個好的表達方式。他更相信傳統的傳播渠道，報紙專欄、電視節目、電台廣播……他已經想好了，以後要拉著楊斌去這些地方，那裏才有她的表達空間。雖然，言論會受到審核，但通道起碼更穩定。
事實似乎證實了他的判斷，自2013年整頓網絡輿論環境之後，楊斌說，微博就慢慢衰落了。她不再每年發出成百上千條微博，有一個月，她隻發了5條。
“那我就放棄了呀。”她說。
這樣的妥協，也是一種生存之道。
（黃靜薦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