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網絡上人們表現出來的態度，說明是與非大家心裏還是有本賬。
她對麻煩早有思想準備，但有一個情況未曾預料——“公知”們的反應。
“一些著名公知說我這個作協主席為什麼不辭職，說我是被體製‘豢養’，似乎自己在體製之外就占據了道德製高點，而身在體製內就毫無正義可言。”
在方方親曆的“麻煩”中，有的“公知”一邊痛罵體製，一邊卻在向方方請教如何向體製靠攏。“我之前一直是他們很多觀點的支持者，現在我想，我要重新認識這些人。”
“一桶烏龜”
方方在2007年9月22日當選為作協主席，最初上級在群眾中海選摸底時，有好幾個人選，方方是其中之一。“我過去一直屬於‘上麵’不喜歡的人。但聽說在海選推薦時，票數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也大為意外。上級後來征求我的意見，當不當這個主席，我也十分猶豫。還跟家人以及同學們有過商量，我家裏的都反對，但同學們都鼓動我出來做。另外也有作家跟我說，你不幹，萬一來個壞人，大家都不好過。我一想，也是呀，來個壞人，我也不好過呀。”
多年前，要當副主席時，方方選擇了“不在職”。在職的話是公務員待遇，但要負責作協內部的行政管理。“我說我不要在職，也不要當公務員，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行了。”
所以，這兩次風波中，許多圍觀者不能理解的一個問題就有了答案：作協內部的事情，作為主席的方方有時居然不知道，提出的意見也不管用。
“我們單位是黨組書記說了算，我連黨員都不是。以前有些事情，黨組會征求我的意見，如果我不同意，書記一般會擱置。或是大家開會溝通，看看能否一致。現在的書記，風格不一樣，他根本不理會你的意見。”
方方說，對待職稱、獎項和體製內的位置，自己一向持一種“從不主動追求，給我我也不抗拒”的態度。這跟圈子內大多數人形成了反差，但她似乎運氣不錯，上世紀90年代就當省作協副主席了，之後又被推上主席的位置。
“就像一桶烏龜，都在拚命往上爬，其中一隻趴在那裏懶得動，結果反而被注意到，就把這隻拿出來。”方方說，“入作家協會、評職稱、獲各種獎項等等，所有這些東西，我一向懶散，從來沒有主動過，連填表都是送上門來的。當政協委員，當作協主席，也是這樣，你根本沒想要，都是人家來找你。”
“80年代，大家還是認水平的，哪怕你是幹部子弟，水平太低也上不去。文學獎項上，很少人會去跑路子，政府對這些事情也不介入。現在獲個魯獎，‘紅包’太大了，跑評委又太容易了。”
哲夫是趙樹理文學獎評委組組長，他說，做評委確實會有很多人來找你，整個過程非常難。最後評出來，再公平，也總是有人不滿意。“尤其是詩歌界，互相不服氣，互相看不起，但事實上彼此彼此，全是爛詩。”哲夫說，“回頭看看，魯獎上出的事情，也都集中在詩歌方麵。要想沒矛盾，最好不評獎。”
方方早已承認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對社會的看法肯定是消極的。社會壞，不是說社會上的人都壞，而是指導人們怎樣在這個社會裏活動的規則出了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對社會、文化，甚至對我們的生存環境不負責任，隻對領導負責任。領導說一句話，所有的規則都立即失去作用，這就會放縱人性中的惡。貪心的人，曆朝曆代都不缺，規則存在的意義就是控製這種貪心實現的節奏，可惜現在人們已經沒多少講規則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