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概述
就世界範圍來說，青銅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較重要的一類，而在中國這一點尤其突出。以其量大、精品多、藝術與科學價值高而飲譽海內外。
中國青銅器究竟有多少，難以確知。就陝西而言，從1949年10月到1979年，30年間先後出土商周青銅器3000餘件。1976年12月年扶風莊白出土微氏家族銅器群，一個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銅製品，像這樣成百件青銅器一次出土的現象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亦屢有所見。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在1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器畢竟是少數，反過來推算，加上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國古代青銅器享有盛譽並非以數量取勝，關鍵在於它的質量。中國青銅器精品極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國青銅器製造處於頂峰階段。此時的青銅器精品極多，以其製作精湛、形製瑰異、花紋繁縟、富麗堂皇而為收藏家們所鍾愛。當然春秋戰國也有很多式樣新穎別致的青銅器。在現存的商周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聞名遐邇。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體宏偉，外觀莊嚴。在奴隸社會的商代，要製作如此巨大的銅鼎，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體現了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水平。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區，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華夏族的居住地區，如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區。但它的分布範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從東北到廣東，從西藏到東海漁島上都發現有青銅器。而由於各地文化麵貌的差異，它們表現出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例如晉北、陝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的青銅器，即我們以前稱之為“鄂爾多斯文化”的青銅器，有不少青銅製品不同於中原地區，像羊首、馬首、鹿首之類的動物頭像作為裝飾，還有短劍、短刀和飾牌等，別具一格。它們體現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給青銅器鑒定帶來了新的課題。由於本書篇幅有限，所及隻是中原地區銅器，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研究隻好從略了。
中國青銅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鑄刻有文字，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金文。這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青銅器的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起初隻是一兩個字，即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開始銘文增多，但最長也不過48字。西周時期是銘文大發展時期，長篇巨製不少，如毛公鼎銘達497字，是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春秋以後銘文漸趨減少，戰國時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見長篇銘文。這些銘文書體或粗獷或瘦勁，或工細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而文字對於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長篇銘文不亞於一篇尚書，可見其珍貴程度。而銘文本身又是我們鑒別斷代的重要依據。
中國青銅器流行時間很長，就青銅容器來說，在相當於夏代的二裏頭文化期已經出現，經過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漢代。因為戰國以後青銅禮器便衰落了，所以本書一般講到戰國末期為止。當然工具與小件青銅飾件的產生則更早些，應該在原始社會末期。青銅器發展曆史之長，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流行時間之長既為我們鑒定它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序列，也增加了鑒別的難度。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是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擔任絕無僅有的角色。從上述論說可以看出青銅器的發展是以夏商奴隸製社會的建立為起點，在商宋周初奴隸製發展到高峰時期，青銅禮器也達到了它光輝的頂點。春秋以後，奴隸製開始衰落了，青銅器也開始走下坡路。到戰國晚期，青銅器主要是青銅禮器基本退出曆史舞台。這是從整個奴隸製度發展與消亡來說。而在每一個奴隸製王朝，青銅禮器被統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死後埋葬於地下。顯然它是為奴隸製統治服務的。對於一個奴隸製國家來說，青銅禮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的說法。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對於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據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後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說青銅禮器被製度化、神秘化、權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