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率製度的選擇問題，一直是國際金融領域爭論的焦點。早期的彙率製度選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對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爭論發展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以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為代表的一派學者極力推崇固定彙率製度，他們認為浮動彙率製度造成了彙率的不穩定；同時以弗裏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主張實行浮動彙率製度，他們認為浮動彙率不是不穩定的彙率，彙率的不穩定主要是由於國際貿易的經濟基礎不穩定造成的，固定彙率製度在名義上是穩定的，但它會使經濟中其他因素的不穩定變得持久和僵化。
在固定彙率製度和浮動彙率製度兩派爭執相持不下的時候，20世紀60年代，Mundell從生產要素流動性或者要素市場一體化的角度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指出不能籠統抽象地談論彙率製度的優劣，而應當結合某種經濟特征來進行彙率製度的選擇。其後，一些經濟學家分別從經濟開放度與經濟規模、經濟多元化和產品多樣化、金融市場一體化、政策的相似性、通貨膨脹的相似性、政治一體化等方麵補充和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73年，麥金農（Mckinnon）和肖（Shaw）分別提出了“金融抑製論”和“金融深化論”，此後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彙率製度選擇問題。這期間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是“經濟論”和“依附論”。“經濟論”是海勒（Heller）於1978年提出的，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彙率製度選擇主要取決於經濟結構特征因素，如經濟規模、經濟開放程度、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域分布、相對通貨膨脹率以及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等。“依附論”由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提出，這種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彙率製度選擇取決於經濟、政治等對外依賴關係，至於采取什麼貨幣作為“名義錨”，取決於該國對外經濟、政治關係的集中程度。
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後，轉型國家經濟製度、產權製度的變革成為引致彙率製度變遷和選擇的主要因素。特別是90年代之後，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危機、歐元的誕生等使得彙率製度選擇的研究成為熱點。由於理論視角的不同，對彙率製度選擇的研究往往得到不同的結論，因此產生了關於彙率製度選擇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如下的假說：原罪論、恐浮論和中間彙率製度消失論等。
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以及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彙率製度選擇問題也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人民幣彙率製度選擇經曆了多個發展階段，1994年以前，先後實行過完全固定彙率製度、釘住單一貨幣彙率製度、釘住一籃子貨幣彙率製度等；1994年彙率並軌以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度。企業和個人按照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彙，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彙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彙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彙率波動範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彙率穩定。實踐證明，這一彙率製度符合中國的國情，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97年以前，人民幣彙率穩中有升，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為了防止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中國貨幣當局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彙率浮動區間。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製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進展，外彙管製進一步放寬，外彙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寬，為完善人民幣彙率形成機製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