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指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90年代期間，日德模式比英美模式更為有效，對日本、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自90年代以來，由於技術的進步、經濟的全球化、競爭的國際化以及以企業兼並為特征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各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發展出現全球趨同化（GLOBAL-IZATIONOFGOVERNANCE）。即兩種模式呈現出趨同之勢，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企業的融資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發行股票、債券的比重逐漸提高，國內間接融資比例有所下降。
可見，不同的融資方式僅僅是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種方法，一國融資模式的選擇要取決於它所處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目標、市場發育程度、法律道德約束和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因此，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應當既注意悉心研究各國企業融資模式的特點，又要考慮我國麵臨的現實社會環境、發展階段的具體情況及經濟發展目標。
從我國過去的實踐來看，實際上我國一直實行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模式。80年代初，在製定金融體製改革方案時，政府從實際情況出發，更多地借鑒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銀行貸款融資的作用，忽視並限製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的作用。我國以銀行貸款為核心的間接融資，在集中資金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是非常有效的，對我國實施“趕超”戰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和連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中國經過20多年的經濟改革，單一的銀行貸款式間接融資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來，主要表現為：（1）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圖貸款，按照國有企業的需要貸款，政策性強，效益差，不良貸款有增無減；（2）約束力弱。由於透明度低，再加上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間的“大鍋飯”關係，貸款的製約力差，人情關係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業即使有錢也不想還貸，成了典型的關係型融資；（3）震動力大。政府通過變動貸款規模調控經濟，速度快，一旦命令下達，全國立即可以收緊貸款或放鬆貸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彈性，效益好的企業首先受到影響，效益差的企業已經占用了貸款，也無法歸還了。而且，無法通過市場隨時進行微調，隻有發現問題嚴重時，才不得不從上到下運用行政手段調控，對經濟震動大，損失也大。
在融資模式上，我們要本著有利於多元化經濟大力發展的新形勢、新特點、新要求，在充分認識我國與上述國家微觀主體性質、經濟體製、社會製度不同的前提下，要看到國際融資模式對我國融資模式選擇的啟示作用。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我國可分為近期過渡融資模式和未來目標融資模式。作為近期過渡模式，考慮到我國目前間接融資占絕對優勢，直接融資規模小、基礎差、發展困難多等客觀實際。可采取銀行融資模式，或是日德模式。但絕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要進行製度創新。要構建市場經濟條件下融資模式的微觀主體，實現國有銀行商業化、股份化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大力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逐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促進金融機構之間的充分競爭；進一步規範和發展證券市場，努力提高證券融資比重。不僅如此，還要吸取東亞危機中日韓的經驗教訓，防止政府通過銀行對企業的過度保護和政府對銀行行為的過度幹預。
在此基礎上，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和成熟，我國融資模式將過渡到未來的目標模式。對於未來的目標模式，可設計以證券融資為主的英美模式。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多元化的融資模式。因為在向目標模式過渡中，一方麵在“四化”（經濟市場化、銀行商業化、企業公司化和利率市場化）的基礎上，我國將形成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和完善的信用製度，證券融資會有很大發展，將呈上升趨勢；另一方麵隨著中央銀行監管能力的提高和商業銀行自我風險意識的增強，我國商業銀行最終也將順應世界金融發展潮流，走綜合化經營之路，其競爭能力不斷增強，銀行融資比重也會有所提高。這樣我國市場經濟體製下的融資模式不是以某一種融資方式為主的融資模式，而是多元化發展，相互滲透、相互競爭的模式，它們各自在融資總量中所占比重要視不同企業、項目由市場來確定。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大，我國經濟體製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與經濟快速發展相適應，企業的融資方式、融資結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資本市場發展很快，直接融資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間接融資比重仍然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