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預期，獨立董事比例越高，經理層的過度投資程度會越低。
隨著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競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一方麵使得企業投資決策失敗的風險在不斷加大，增加了企業被清算的可能性；另一方麵使得投資者更加難以評估企業的投資機會，因而經理層更有可能從事過度投資。來自不同行業、領域，有著不同專業背景的獨立董事可以為企業投資決策提供較為全麵的參考意見，有利於降低決策失敗的風險。同時較多的有著不同知識背景的獨立董事結合起來更容易識別經理層的過度投資。因此，在清算威脅對中國上市公司經理的負麵影響較小且可置信度低的情況下，為避免清算所致的投資損失，大股東有動機也有能力聘請既能提供決策參考又能抑製經理層過度投資的獨立董事。
因此預期，產品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的獨立董事比例會越高。
綜合以上兩方麵的預期，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4：產品市場競爭通過促使股東提高獨立董事比例來抑製經理層的過度投資。
4.“產品市場競爭→董事激勵→過度投資”路徑假設
董事會是用來降低經理與股東之間代理成本的一項機製，但是董事與股東之間也存在因目標不一致導致的代理衝突。在監督經理人的過度投資問題上，準確地識別經理人提議的投資項目是否為過度投資就非常關鍵，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董事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收集與企業現金流和投資機會相關的信息。但股東觀察不到董事所付出的努力，因此，自利的董事在選擇付出的努力水平時存在道德風險，這就需要股東對董事進行權益激勵（Kumar＆Sivaramakrishnan，2002）。這種權益激勵有助於持股董事在行使監督和決策建議職能過程中發揮更主動的作用（Kesner，1987），有時甚至比增加獨立董事人數更為有效（Kren＆Kerr，1997），因此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公司治理機製（Hanson＆Song，2000），預期可以有效地抑製經理層的過度投資。
在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中，非執行董事占有較高的比例，大部分來自大股東單位或關聯公司，大多數不在上市公司領薪（上證所研究中心，2004）。因而，上市公司的業績好壞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薪酬，如果不給予相應的股權激勵，他們將很難有動機對經理層的過度投資進行監督和約束。因此預期，加大非管理層董事的激勵力度將有利於抑製經理層的過度投資。
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中，股東為了避免因經理人的“懈怠”加劇競爭對股東財富的毀損，除擴大董事會規模、增加獨立董事外，加大對非管理層董事的激勵也應該是股東采取的措施之一。因此預期，產品市場競爭越激烈，股東對董事的激勵力度會越大。
綜合上述兩方麵的預期，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5：產品市場競爭通過促使股東加大對非管理層董事的激勵來抑製經理層的過度投資。
5.“產品市場競爭→經理層激勵→過度投資”路徑假設
代理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經理人持股比例低於100%時，經理增加其努力要承擔全部成本卻不能獲得由其追加努力所創造的所有收益；而當經理增加在職消費或偷懶時，他能享受全部好處，卻隻承擔了部分成本（Jensen＆Meckling，1976）。因此，如果董事會與經理簽訂狀態依存的激勵契約，將經理人的薪酬與公司的業績聯係起來或讓經理人擁有一定比例的股權，以協調經理利益和股東利益，使得經理的私人利益外部化，從而促使經理放棄淨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抑製經理的過度投資衝動。
中國的經理層激勵製度的建設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末中國上市公司仍然很少建立薪酬激勵機製（李增泉，2000），此後才開始探索中國企業經理層薪酬激勵模式。直到最近，無論是國有上市公司還是民營上市公司，還有1/3沒有建立董事會對總經理的激勵機製（上證所研究中心，2005）。數據顯示，雖然自1999～2006年，中國上市公司總經理的持股比例逐年上升，但依然約有2/3以上的總經理未持有公司股份。在這有效的名義報酬激勵基本上處於“空缺”的環境中，經理層的才能和努力難以從貨幣和股權薪酬中得到補償，因此他們有可能尋求薪酬以外的補償，如接受淨現值為負但私人利益豐富的投資項目，即從事過度投資（辛清泉等，2007）。
因此預期，激勵力度越低，經理層的過度投資程度就越高。
在麵臨不同程度的產品市場競爭時，股東又將如何激勵經理呢？從理論上分析，競爭可能通過以下三條路徑影響股東對經理的激勵力度：（1）競爭縮小了企業的規模。與大企業相比，小企業經理努力的邊際產出更小，因此，所有者加強經理激勵的動機就更弱（Raith，2003）。（2）競爭增加了企業破產清算的概率。如果經理在失去工作時得到的效用為負，所有者就沒有必要給予經理高強度的激勵。（3）競爭影響了所有者對經理人努力程度評估的準確性。競爭對手越多，所有者就可以更準確地評估經理人的努力程度，從而有利於根據真實的努力程度給予經理人更大力度的激勵。
在中國，競爭對上述三條路徑的影響是：（1）高競爭行業的企業規模顯著小於低競爭行業的企業規模，因此預期競爭的加劇將降低所有者對經理的激勵；（2）清算威脅對經理的負麵影響較小且可置信度低，因此預期股東將加大對經理的激勵；（3）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對高管人員的業績評價主要依賴於淨利潤、利潤總額、淨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潘飛等，2006），由於激烈的競爭將降低企業的邊際利潤，因而可能使得競爭行業的經理薪酬激勵低於壟斷行業經理的薪酬激勵。
綜合這三方麵的影響，預期：產品市場競爭將影響所有者提供給經理層的激勵，但影響方向不確定。因此提出以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5-6：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加大經理層的激勵來抑製經理層過度投資。
6.“產品市場競爭→公司治理→過度投資”路徑假設
盡管以上分析表明，各個治理機製在競爭與過度投資關係中將起到中介作用，但由於不同的治理機製之間既可能相互補充也可能相互耗損，因此作為一個由上述各具體治理機製組成的整體，公司治理整體水平是否在競爭與過度投資關係中起中介橋梁作用尚不得而知。由於競爭和公司治理均具有抑製經理過度投資的作用，因此，二者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是互補關係，也可能是替代關係。互補關係意味著，競爭要想發揮治理功能，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為基礎，否則，競爭將成為惡性競爭，並不能解決企業的代理問題（史學軍，2001）。互補關係實際上意味著公司治理在競爭與過度投資關係中起中介作用。如果是替代關係，則意味著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中，股東會將降低代理成本的任務交由市場競爭來完成；而在公司治理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時，競爭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競爭與公司治理是互補還是替代的關係呢？如前述，清算威脅對經理的負麵影響較小且可置信度低，因而競爭的加劇難以促使經理自覺放棄代理商品的消費。但由於清算威脅對股東財富的負麵影響重大，因此，本書認為，中國企業的股東，尤其是大股東，不會簡單地將抑製經理人過度投資的任務全部交給產品市場競爭來完成，而是隨著競爭的加劇，股東更有動機去加強公司治理以監督約束經理的機會主義行為，激勵經理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從而降低企業被清算的概率。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產品市場競爭通過促進公司治理機製的改善來抑製經理層的過度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