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問題，中國學者雖然有一些研究，但在每一個問題的研究中，要麼隻有規範分析而缺乏相應的實證研究，要麼是研究所得的經驗證據相互衝突。雖然投資機會變量的衡量偏誤、製度背景考慮不夠以及樣本差異等可能是導致有關研究未獲得一致結果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1）缺乏有關企業非效率投資的較為準確的數據；（2）現有的研究未能將競爭、信息不對稱、公司治理和非效率投資這四者作為一個相互聯結的整體來考察中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形成機理。
鑒於此，本書將基於中國轉型時期在產品市場、公司治理、信息不對稱和投資方麵的製度背景，以產品市場競爭為起點，以非效率投資為終點，以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對稱為聯結點，將競爭、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對稱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從新競爭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投資理論相融合的層麵，深入探討上市公司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的形成機理。通過建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度量模型，實證度量中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程度，並實證檢驗競爭分別通過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對稱對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的影響路徑，從而不僅為進一步闡明中國特殊製度背景下的上市公司投資行為特征提供更新的理論依據，而且為進一步深入探尋上市公司投資決策的非效率成因，規範特有治理結構下的公司投資決策模式，改善產品市場競爭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傳導機製，提供更為係統、更為貼近轉型時期公司特征的理論指導和實證證據。
預期本書的研究結論對於中國政策製定者和上市公司都將有重要的參考和指導意義。參考本書的研究結論將有助於政策製定者在有關競爭、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投資方麵的法律法規的修訂和完善中統籌兼顧，形成一個能促進充分競爭、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保護投資者利益、實現最優投資的法律法規體係。依據本書的研究結論，上市公司可以根據其所處行業的競爭程度和在行業中的競爭地位，建立或調整公司治理結構，製定合適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實現最優的投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