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饃饃和菜端上來，我意識到原來是飯做少了，不免有些尷尬。賀一鵬似乎也意識到了尷尬，還沒待我開口，爽朗地說：“多做多吃，少做少吃。我是不速之客，又不挑剔，有吃的就行。”他的一席話，倒是為我們夫妻解了圍。對這個年輕人，我的心裏由開始的欣賞慢慢轉變為歎服——京城來的大學生就是不一樣，不像我們礦上的人都是大大咧咧的大老粗。
吃過飯，我倆的話題一直都是樂器。
“這東西難學不？”我問。
“難者不會，會者不難。”賀一鵬淡淡地說。
“我看你的嘴巴的動作，皮都磨破了吧。”
賀一鵬哈哈一笑，說：“高原幹燥，吹多了嘴巴是有些痛。不過，要是掌握了技巧，也不太痛。倒是學吉他，左手手指會痛。”
“吉他？那不是流氓樂器嗎？”我打破砂鍋問到底。
“不能說搞樂器的人都是流氓啊，‘文革’的時候，吉他是流氓樂器。現在十年浩劫結束了，北京玩的人又開始多了。我也隻學會了一點兒，那玩意兒比口琴好玩。”
我半懂不懂地點點頭。
接下來的日子，我跟賀一鵬相處得越來越多了。程臘梅看不慣我整天跟一個年輕人混在一起，總是說“看你無聊得慌，不曉得幫我做點家務啊；娃娃都那麼大了，整天跟個小年輕混有什麼意思”之類的話。我懶得解釋，女人愛嘮叨，就讓她嘮叨去，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還不成？
鐵鏟、汽車、榔頭的刺耳噪音聲中，口琴是唯一的和諧聲響。不到半個月，圍坐在我和賀一鵬身邊的幹部和工人越來越多了。一個月後，大家聽多了，見怪不怪了，人又慢慢變少。賀一鵬會吹的曲子就十來首，不聽煩才怪。到最後，隻有我一人成為賀一鵬的忠實粉絲。
淡淡的口琴聲，慰藉了我不少的鄉愁和孤獨。隨著流暢的樂音，我的思緒飛了很遠很遠。飛到了江蘇，飛到了四川，飛到了初到礦區的日子。千裏高原，千裏蒼茫，而那曼妙的口琴聲音，就是枯草與雄鷹唱響的渾然天成的樂章。口琴對我的感動，比起文字更直接，也更少受其他因素的幹擾。口琴以最直白的方式，用眼睛耳朵和心靈去感受其中的玄妙，構成一種意境、一幅畫麵、一絲感動。盡管賀一鵬吹奏的隻是些耳熟能詳的紅色歌曲，卻成了我書籍之外的另一份精神食糧。
有一天，我倆並排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白雲，賀一鵬吹奏了一會兒後，突然把口琴扔得遠遠的。沒過多久，我隱隱聽到了他的哭泣聲，便坐在地上，拍著他的肩膀，關切地問：“咋了？”
賀一鵬一聲不吭，哭得更厲害，任憑淚水直流。
我繼續說：“土堆拉煤礦就是這樣的，我一開始來的時候，也很空虛、無助、寂寞，過久了就麻木了。你想北京是在所難免的，男人嘛，出門在外就是要時時忍耐。你是‘天之驕子’，我看到了你的工作能力，在這裏如果覺得屈才，我讓你走，絕對不阻攔。與10年前相比，現在的條件改善了很多：我剛來的時候，土豆都很少吃到，也沒電，晚上點蠟燭。你看現在，三兩天就有蔬菜吃，電燈也有了……”
這個平時話多的青年，每當吹奏口琴的時候就寡言少語。我是過來人，自然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聽完我的話，用袖子抹去眼淚，撿起口琴繼續吹。這一刻，我的心裏有酸楚和悲涼。悲觀一點想，主動選擇在條件這麼艱苦的地方工作，信息閉塞，交通不便，就跟遭到放逐一樣，這跟漢代蘇武牧羊的處境多麼相似！蘇武是選擇被動放逐，而我們這些人是選擇主動放逐，時空跨越2000多年，不變的是一顆赤誠、滾燙的愛國心。
這段獨特的經曆，無形中培養了我日後的一個習慣。之後的年月，我陸續去過全國的很多城市，特別是退休後來到成都，總是能見到留著長發、一臉憂鬱的流浪歌手。無論是在陰暗的地下通道，還是在人頭攢動而繁華的廣場一角，他們總是拿著吉他、二胡、手風琴等樂器，站在人流最多的地方使勁歌唱、表演。而我沒有跟許多人一樣視而不見，雖然我也隻是一個平凡過客，但依然為他們所彈唱的歌曲而駐足，然後雙手奉上一些紙幣。在我看來，這些流浪歌手或多或少地都有賀一鵬的影子。
感謝賀一鵬，感謝這些流浪歌手，讓我在庸常、瑣碎的生活中，在蕪雜的世道上有了許多片段式的溫暖和感動。
1980年年底還有一件大事不得不提——程臘梅出現了惡心、嘔吐的反應，這意味著我要再次當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