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舊事九
蘆花雞是我在“生命禁區”十多年時光裏的一個小插曲。它的到來，是因為程臘梅的到來；程臘梅的到來，是我今生最大的幸運。因為有了老婆，我的人生發生了巨大變化，事業也開始一帆風順。
1977年，程臘梅在蕭娟一歲的時候，就把孩子扔在江蘇，再次趕回礦上。她的臉上，沒有了少女的羞澀，更多的是慈祥和母愛的光輝。她說，我固然舍不得孩子，但更舍不得你和父親。這話讓我滿心慚愧。如果放棄現在的工作，調去江蘇全家人團聚那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可是因為我的一意孤行，一家人天涯兩隔，還拖累愛人跟我在藏北一起吃苦受累……想到這，我開始猶豫了，內心搖擺不停。
我的理智很快戰勝了感情。既然決定奉獻高原，可以有短暫的懦弱，但決不能打退堂鼓。實話實說，來藏北6年多了，我發現我已經慢慢地喜歡上了這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真要回內地，還不一定能適應得過來。
對，高原的生活方式是慢節奏的，表麵看上去很懶散，實則是生物對大自然的變相適應。所以，礦上規定每天的上班時間隻有五六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就是大家相互串門聊天、參加集體活動，除此以外，大家隻能睡覺——昏天黑地地睡。
即便是在人氣還算旺的那曲鎮上，你也很難見到內地城市裏那種慌亂而緊張的身影。在藏北，容不得有快節奏的生活，那樣隻會自取滅亡。特別是在礦上，跟內地有一定時差，早上你完全可以起得很晚，然後不慌不忙地洗漱，吃完早餐去上班，這時已是上午10點了。這在內地大城市裏是不敢想象的。
進入新世紀，隨著進藏遊客的數量增加，來藏北旅遊的人紛至遝來，也能體驗體驗藏北的生活。然而，旅遊跟工作絕對是兩回事：前者隻是過客，這裏的一切在他們的眼裏都是風景，充滿新奇，他們把在高原和拉薩待的短暫時日當成一種“壯舉”，以供自己離開高原後慢慢回味；後者是高原的常客，西藏的風土人情、民俗掌故對他們來說早已耳熟能詳、司空見慣，當日常生活向他們迎麵撲來，他們會在瑣碎、庸常的生活中發掘意義，並隨之逐漸喜歡上藏北，不知不覺中藏北跟他們融為一體了。
在藏北不僅是行為慢、生活節奏慢，到後來，我發現自己的記憶力也明顯減退。看一本書，過幾就把內容全部忘記；背一個複雜的數理公式，不及時溫習很快就會忘得一幹二淨；明明知道明天有哪些事情要幹，但到了第二天一點兒也想不起來。與記憶力減退相隨的是思維能力的遲鈍，明明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好幾秒都反應不過來，需要集中精力思考半天才能回答。我逐漸明白了吳有根家的那條狗，為什麼喜歡趴在地上一動不動的了。它總是那副懶洋洋的樣子，不僅是為了節省體力消耗，也是在長期高海拔環境生存所致。蘆花雞也是那樣。
1978年，盡管改革開放的號角已經吹響，但與土堆拉煤礦並沒有多少關係。平靜的生產生活依舊在繼續，礦上的工人如同散落在唐古拉山下的石頭，堅強而緘默。我們一如既往地挖煤，一如既往地出車送煤，一如既往地堅守在海拔5000米的高寒缺氧凍土地帶。
自強巴去世之後，礦上陸續有工人退休，陸續有新人前來。到1978年，工人人數已經接近200人了，雖然更換了一些較為先進的設備，但還是沿用生產力低下的露天采煤模式。同時，礦上的自有車輛由先前的3輛變成了6輛。煤一挖好，6輛貨車就結成車隊，源源不斷地把煤運往拉薩。礦上吸取了那次發生在強巴身上的悲劇教訓，每次出車都對駕駛員進行反複叮囑，這期間，除了偶爾有車輛出現拋錨，再也沒有發生大的險情和意外。
9月底的一天，因為自治區有會議要開，我和吳有根書記一起乘坐送煤的便車去拉薩開會。路上，我倆無聊得很，就隨便聊了幾句。許多年以後，這猶如讖語的閑談至今我還清楚記得。
“小蕭，你今年多大了？”他問我。
“29歲了。書記您呢？43？”
“不對，已經滿44歲了。來礦上都快20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我附和著說：“是啊，一晃眼我也來了7年。”
他問：“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無奈地一笑，說：“還能有什麼打算？既來之則安之，走一步算一步。”
“如果要在礦上待一輩子，你幹不幹？”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