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權威是建立在政權基礎上的，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擁有了權威，政府無論是製定政策和貫徹政策都依靠權威進行。政府的權威不僅在對經濟活動介入時產生租金，而且政府的純權力運動也會產生租金。我們把純權力運動產生的租金定義為：政府在不介入具體經濟活動的條件下利用政府的特殊身份取得的租金。如前麵提到的，政府官員為爭取大選的選票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向公司要讚助等方式獲得租金，並向讚助者作出承諾以獲得支持，而跨國公司之所以讚助也是有條件的，因為政府的權威可以使企業獲得更高的租金。
權力運動產生的租金是不可估量的，這是由權力本身的價值具有不可估量性決定的，一種權力能夠釋放多大能量是沒有固定尺度的，權力的能量與權力主體的社會地位、威信和社會公眾對權力的信任態度有關係。權力主體的地位越高，其權力越大，所能推動的租金越多。這樣看來，政府官員和政府組織之所以具有設租和創租的能力，並不是他們有特殊的才能，而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威。
總之，企業的尋租活動總是和政府行為和政府政策有關，如果政府的作用超出了保護產權和保證合同的履行之類的法律範圍，政府的政治分配就會誘導尋租發生。政府的批準、同意配額、許可證或特許等，實際上是製造了一個短缺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企業或者把資源用於爭取到特權的初始分配，或是設法保護自己的特權。對於政治分配而言，大量的資源用於追逐人為租金的再分配性的活動，純粹是浪費，而且通過尋租獲得政治再分配的過程隻是一些尋租者代替另一些尋租者的過程，並不能改變短缺的狀況。
在現實中隻要政府不斷地、人為地製造出“短缺”，尋租活動就會發生。隻要獲得某種權利的機會是不均等的或隨機地在所有人當中分配，就會有人通過遊說、賄賂等方式試圖說服官員給予優惠或差別待遇，以達到尋租的目的，跨國公司也不例外。
5.3.5 跨國公司政治行為的成本：尋租成本
5.3.5.1 政府的規製：受益者與受損者
跨國公司的政治行為是指跨國公司對政府政策的決策過程的介入，也可視為是跨國公司對政府行為做出的反應。那麼，政府的規製行為究竟對誰有利，或者說跨國公司能否通過其政治行為規避政府的政策限製，或者對政府的規製行為施加影響，從而獲得有利的政策，佩爾茲曼（Peltzman）提供了一個規製者行為的模型。在模型中他將利益集團簡化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兩方。任何一個規製行為，都會有受益者和非受益者，後者包括受嚴重影響、受較小影響和不受影響的人，立法規製的一個要件是受益者和非受益者是否意識到了這些影響，並采取了什麼行動。假定有兩種行動：F表示受益者的支持，另一個H表示非受益者的反對。那麼，
（1）支持函數：
其中，g是人均淨收益：
T代表轉移給受益者的總財富，K是受益者對規製者的政治支持所花費的貨幣總量，C（n）是組織和提供這類支持的費用，n是受益者的數量。
一個典型生產者的收益等於財富轉移減去競選捐款和組織費用，再除以生產者的數目。很顯然，受益者的支持概率會隨著人均收益的增加而呈遞減的速率提高。生產者在某項規製中得到的剩餘量（T）越大，就越願意給政府規製者提供政治捐款（K）。
組織費用在決定人均收益上同樣重要。對於企業利益集團在動員支持、排除“搭便車”者和提供競選捐款上，要比消費者集團更有優勢。無論受益者是企業還是消費者，組織費用都可能隨著集團規模的擴大和多樣化而提高。增加受益者數量（n）會有兩個相反方向的影響：一是會擴大提供政治捐款（K）的支持基礎；另一個是降低從任意給定的財富轉移獲得的人均收益。
（2）反對者的函數：
式子中t是非受益者的損失，也可看成是對代表性消費者剩餘一個的扣除比例；t的存在反映了因某項規製的實施使非受益者的福利下降。B是一個典型的消費者剩餘，N是集團規模，（N-n）是非受益者的數量，z是教育選民的人均支出。顯然，消費者剩餘的扣除比例（t）與轉移給受益者的貨幣量（T）成正比，與消費者剩餘與非受益者數目的乘積成反比。
（5.5）式也說明，如果非受益者中一部分人認為政府的規製並不會使其受影響或者受邊際影響很小，它們反對該項規製的可能性就很小。即使是受嚴重影響的非受益者也可以通過花錢“教育”降低其反對的概率，花費的影響教育選民的費用將從受益者使用的轉移財富T的一部分支付。
佩爾茲曼的模型表明，如果企業預期結成同盟對政府的某項規製施加壓力能獲得淨貨幣利益，即使會擴大其政治行為的成本，如給規製者的競選費用增加等，企業也會行動。政府規製的決策者必須對受益集團的規模和成分（n）、財富轉移的數量（T）和政治支持量（K）三個變量做出決策。政府的規製者可以通過調節利益集團間的價值轉移的數量達到政治支持量（如選票數量）的最大化。
佩爾茲曼模型的貢獻還在於它得出的一般性結論：規製是利益集團和規製者共同喜好的一種製度安排。規製者並不總是服務於某個利益集團，事實上，無論是企業利益集團還是消費者利益集團都得不到它們想要的全部東西。也就是說，政府的規製政策不可能永遠向某個利益集團傾斜。
5.3.5.2 跨國公司政治行為的成本及政治市場的均衡
跨國公司的尋租活動也要付出費用，這種費用包括向政府尋租的支出和響應政府幹預的投入，如對代理人參與競選的資助、廣告宣傳費、賄賂金額以及其他種種時間、金錢的支出，都構成尋租的成本。跨國公司也就是用這種成本來“購買”政府規製和壟斷利潤的，所以它也是政府規製的需求價格。在這種價格的均衡值是由尋租的邊際成本等於尋租的邊際收益（壟斷利潤的增量）這一條件決定的。從總量上看，尋租成本隻是壟斷利潤的一部分，否則跨國公司追求政府規製的尋租行為就不會發生。換言之，它隻是用部分壟斷利潤去向政府政策的決策者購買所需壟斷特權。
由於壟斷，商品（規製）供給量Q2小於均衡量Q0.此時由於供不應求，企業願意以價格P2（規製價格）購買，從而使賣方獲得超額利潤（租金）即；其中RC（即P1bcd）為企業尋租成本，也就是政府官員或政治家獲得的壟斷利潤。R（即P2acb）為壟斷利潤扣除尋租成本後的餘額，即由企業獲得的壟斷利潤，由此可見，尋租花費的原則是小於或等於收益期望值P2P1da，尋租的成本一旦超出收益期望值，尋租活動就會終止，及尋租活動的經濟界限是R≥0，滿足這一條件，企業才能獲得一部分壟斷利潤，這成為跨國公司政治行為的基本動機。
以上是就單個尋租者而言的，而就整個社會來看，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尋租活動沒有經濟界限，它所消耗的資源數量取決於尋租活動的經濟性所決定的尋租規模的大小。對於企業來說，尋租成本的支付是值得的。通過支付一定的成本，它獲得了穩定的、有保障的超額利潤的收入，所以對企業來說這種成本是“生產性”的，因為它為企業“生產”出了超額利潤。然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這部分指出是非生產性的，這種活動並沒生產出任何新的物質產品，隻是尋租者對既定的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獲得的收入是非生產性的利潤收入，這種收入的存在是經濟資源無效配置的主要原因。
雖然跨國公司直接尋租的對象是政府但是在尋租過程中的博弈對手不限於政府，還有其他利益集團，包括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在政府設租的利益引導下，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都會主動加入尋利的行列。利益集團之間能否形成政治均衡？芬德利和韋利思（Findlay&；Wellisz，1982）曾提出一個以內生化關稅為政治市場中產品的一般均衡模型。根據其基本思想，可以設計類似的模型。
設有兩個廠商，分別為A廠商與B廠商，廠商A為爭取壟斷特權，而廠商B為了保護已有的壟斷權，雙方都進行院外活動。政府的政策決定是雙方鬥爭和向政府施加影響的結果，由此得出一個政治市場均衡的模型。
設廠商A所花費的投入為La；B廠商所花費的投入為Lb；每個廠商把別人院外活動的政治資源視為固定，便可計算出其本身院外活動最理想的投入。
當廠商B為維護壟斷特權的院外活動的耗費資源是Lb時，廠商A對此的反應是在P點，即耗費在院外活動的資源為La。這又引起廠商B在其反應曲線上BB1選擇P1點並將其院外活動資源增至L1b，於是又引起廠商A將其院外活動資源增到L1a，以此類推。這一均衡決定了院外活動資源的總量（La*+Lb*）和分布（La* ！Lb*）以及政策水平P*。
這是一個總的均衡模型，說明了在企業直接非生產性尋利行為中投入的全部資源L，有多少用於生產財富和有多少用於尋租。用於生產財富的資源L*=L-（La*+Lb*），由於政治鬥爭引起的福利損失是（La*+Lb*）。
斯蒂格勒在論及利益集團的政治均衡時認為，一個利用政治行為尋利的企業集團，隻要其貨幣的邊際收入是正的，就說明“政治機器”還沒滿足它的全部要求。“政治過程中，也像在經濟過程中一樣，能找到反映相反力量均衡的中間位置”。比如，某產業利益集團想通過對進入的公共控製獲得更高的利潤，其利潤決定於新資源進入該產業的速度（E）。該產業贏得的進入控製程度取決於它用於爭取控製的資源（ri）和受進入控製損害的集團用於反對控製的資源（r0），實際進入是E=f（ri，r0）。該產業集團會找到最大化淨利潤的政治開支（ri）水平，而反對方也是如此。正如古諾均衡揭示的，隻要其他集團的開支一旦給定，那麼，每個集團會將其政治變量現值極大化，並用它減去獲得政治變量的成本。
根據上述分析，如果我們把政治市場定義為政府政策的決定場所和過程的話，在這個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政府和企業的行為就有如下特征：
（1）決定政府規製政策的關鍵是規製背後的成本與收益。決定跨國公司尋求規製的政治行為的關鍵也是成本與收益。
（2）一個利益集團能用來爭取一項政策的政治資源將隨著該集團預期從該項政策中獲得的總收益和該集團的人均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3）處於壟斷或寡占地位的大廠商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院外活動和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從而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和政治家的決策。
（4）處於競爭的廠商（或對立的利益集團），由於利益衝突存在，一部分廠商的努力會被另一部分廠商所抵消。
5.3.6 結論與啟示
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跨國公司的性質。跨國公司經營的跨國性使其與單純的國內經營迥然不同，母國、東道國政府以及政府間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任何一種政策，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麵對這種經營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跨國公司非常關心政治，包括母國政治、東道國政治、地區政治乃至全球政治。一般來說，當來自民族國家（東道國和母國）、國際組織的政策會對其產生正麵影響時，跨國公司沒必要作出反應。當政策可能帶來負麵影響時，跨國公司便會盡其所能地影響政策的製定，以趨利避害。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跨國公司與政府的關係更多地表現為競爭與合作，但這並沒有改變跨國公司的本質，改變的是其獲取利潤最大化的手段。作為跨國私人經濟組織，其最終目標就是在全球經營活動中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一方麵采取公司內貿易、FDI、外包、特許、並購等手段實現全球市場擴張；另一方麵，隨著全球競爭加劇，跨國公司更多地超越經濟活動，直接參與到各類政治活動中，通過更隱蔽的方法達到政治目的，以服務於其經濟利益。主要途徑是遊說本國或東道國政府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會議，推動相關機構確定有利於本企業或行業的政策。
跨國公司的種種政治行為是因其經濟利益引起的，為經濟利益服務的。我們可將企業從事的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分為兩大類：一是政策直接引起的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包括遊說活動、疏通活動以及避開政策限製的活動；二是對政策施加影響的非生產性尋利活動，這種活動旨在影響政策的決定過程。盡管跨國公司政治行為有種種表現形式，但隱藏在政治行為背後的動機仍然是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相應的，跨國公司所表現出的政治職能也是因經濟職能而起的，它的經濟職能又因其政治職能的發揮而得以強化。所以忽視跨國公司的政治行為就不可能深入了解跨國公司的經濟行為及其職能。
跨國公司的政治行為是隨著自身的發展和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脫離具體的政治經濟條件，其政治行為和作用有可能被誇大或縮小。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昭示著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將進一步得到加強，這為跨國公司政治行為及其職能的發揮提供了更大的國際舞台。
跨國公司表現出的政治行為，也說明了在國際市場中競爭的跨國公司，都是其所在國政府所創造的經濟、政治環境和政策背景下的產物，不存在完全脫離國別特征、脫離政策作用的獨立的跨國公司。政府作為群體利益的最高代表，直接介入和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企業合作加入國際競爭，因而在各國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中滲透了大量的直接和間接的政府活動和政策效果，並且在國際競爭中哪個國家政府介入越少，哪個國家的企業就越吃虧，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在國際競爭中成了決定國際競爭能力的關鍵。由於政府直接組織和參與大量的國際競爭活動會產生大量的外貿租金，此時要遏製跨國公司的尋租活動，避免社會資源浪費，關鍵在於對政府規製的內容引入競爭因素，借助於市場機製消散掉政府無意創租和被動創租所產生的租金。
東道國政府要冷靜地審視跨國公司在本國的經濟活動對本國經濟發展的客觀全麵的影響。這要求東道國政府不能對跨國公司一概而論，不能強調其某一方麵作用而忽視另一方麵的影響。同樣由於跨國公司存在成為母國政策工具的可能，東道國也有必要關注跨國公司投資戰略與母國對外政策之間的關係，以便適當地調整對跨國公司母國的外交政策。
跨國公司的尋租行為與製度結構相關。尋租的出發點是行為者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無論尋利還是尋租，作為經濟利益的當事人，都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是“理性的”。之所以會產生尋利和尋租兩大類活動，並對社會福利造成不同的影響，是因為社會經濟製度結構不同。同樣的企業家，同樣為自己利益打算的企業，在某種經濟製度與激勵結構下會被引導從事生產性的活動，成為尋利者。而在另一種製度與激勵結構下被引導從事非生產性的活動而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成為尋租者。所以，尋租活動的根源要從製度基礎上去尋找。這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建立引導和發揮企業家資源在社會生產性活動中作用的社會製度機製對一國經濟發展何等重要。
企業國際化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涉及政治問題。無論是理論研究和跨國公司政策的製定，應從經濟與政治兩個角度入手。我國企業跨國經營起步較晚，政府應發揮一定的推動作用，一方麵為企業國際化創造一個寬鬆的國內環境，使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另一方麵也要為企業開拓良好的國際環境，在國際經濟協調中采取更務實的方針政策。企業在海外經營中應積極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運用合法的手段，規避政治風險。在企業國際化中，跨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的經營與外交能力是兩種必須具備的能力，提高跨國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政治、業務雙重素質是非常重要的。
當代跨國公司是一個多維行為主體，具有雙重性質。跨國公司是國際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其內部有高度的組織性和計劃性，有嚴密的企業管理製度，有龐大的研發隊伍，在技術進步方麵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先進生產力的體現。跨國公司日益呈現出生產國際化、經營多樣化、交易內部化和決策全球化的特點，這種發展趨勢對世界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但是，西方跨國公司仍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上的經濟實體，它的壟斷性質隨著其在全球範圍的擴張，必將引發許多矛盾，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關係產生雙重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