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起義最終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600多名中國勞工被殺。雖然如此，起義卻震動了秘魯朝野及世界輿論，令他們對於中國人的性格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人的憤怒一旦爆發，就會一改平日裏的溫順，而變得如雄獅一般英勇無比了。
毫無疑問，10萬中國勞工為秘魯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他們並不情願。但是，隨著中國勞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動，秘魯資本家和種植園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華工們的苦難漸漸為秘魯朝野及世界所知，並受到抨擊，而此時，解放黑奴與農奴，譴責奴隸貿易，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這一切，都嚴重地衝擊了苦力貿易。乃至秘魯官方不得不開展對於這種苦力貿易的辯論，並不得不頒布了幾項法令製止虐待華工。
所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華工終於幹滿了契約所規定的八年，獲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們有了把同胞們的苦難寫出呈文，以尋求中國政府保護的可能。
中國勞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國駐秘魯公使霍維將軍通過美國駐中國公使勞文洛斯，轉交給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謂字字血，句句淚，令人難以卒讀。但令人氣憤的是，呈文被譯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報刊上發表後，連西方人都對中國華工充滿了同情，腐敗的清朝政府卻無動於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國人為棄民，不值得加以保護。”
直至兩年後，也就是1871年6月，中國勞工的第二份狀紙以同樣途徑再次到達清政府手中時，清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對磨難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勸以容忍，並可成立一個上告團體向朝廷陳述受害情況。”
於是，一個七人上告團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麵提到的那位中國總督的兒子。這位公子自從被人販子綁架上船賣到秘魯，經過了15年的艱苦勞動，失去了一隻腳，並且雙耳全聾，才獲得了自由。上告團幸運地得到了恭親王的關注，寫了一份長達三千頁的狀文。至此，中國苦力在秘魯遭受非人虐待的情況，才正式傳到了中國，並由各國媒體傳遍了世界。
在此情況下，葡萄牙政府發表照會，要求秘魯方麵調查並懲罰人販子發生在澳門的罪行。並於1873年12月27日宣布結束通過澳門進行的華工出口。
恰於此時，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瑪耶西”號事件，秘魯船長埃雷拉虐待中國勞工的殘暴罪行曝光。一時間，秘魯成了眾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眾和官方的譴責。
秘魯政府終於認識到，繼續這種野蠻的苦力貿易已經不再可能，隻好改變策略，一方麵頒布了一係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國勞工生活狀況；另一方麵派出海軍上校葛爾西耶為特命全權公使，來到中國要求談判。締結了有關中國與秘魯兩國關係的天津條約，從條約文本上來看，雙方都作了一些讓步，一方麵秘魯政府保證維護中國勞工在秘魯的權益，另一方麵中國政府承認雇傭華工合法。但實際上，這個條約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隨著澳門總督禁止出口華工的法令的執行，這個貿易已經停止了。
前往秘魯的最後一船華工是於1874年7月2日在秘魯的卡亞俄港靠岸的。
條約締結後，按照條約之規定，中國政府理應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秘魯，去調查並保護那裏的中國勞工，可惜這個代表團一直沒有派出。而中國駐秘魯公使則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政府對於海外華工的冷漠，終於導致了華工們對於清王朝的徹底絕望，按照條約規定，已在秘魯的華工可以選擇回國。但是，隻有區區幾十名華工乘船回國，10萬名華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魯沒有回來。
與此同時，經過了這樣的一些變化，中國勞工們漸漸地解除了契約，而成為了自由民。這些華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魯原係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語），並信奉了天主教。他們娶了當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歐混血人等女人為妻，開始了落地生根。但他們身上中國人的勤勞、節儉的性格與習慣卻是沒有絲毫的改變。在秘魯首都利馬，華人自由民漸漸地有了一些積蓄，便開起了飯鋪、雜貨鋪、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漸漸地成為了老板等等。乃至卡龐大街漸漸地成了著名的中華街。
此後，也有極少部分華人發了財，進入了秘魯上層社會，他們已經成為秘魯人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