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會為了功利的目的，如增長、穩定等，限製人們說話的權利。但說話的權利，法律上講的言論自由，其實是人們最基本的權利。如果我們為了增長或穩定限製言論自由，必然導致媒體人缺乏職業道德，導致媒體腐敗，導致學術腐敗。同樣，為了增長和穩定，不遵守法治的基本原則，否定司法的獨立性，法官就不會有職業道德，也必然導致司法腐敗。理由很簡單，沒有任何人可以為不是自己的決策承擔任何責任。當你寫出來的文章不是由你自己內心的自由意誌所為，當你做了一個判決，不是根據法律和你的良知，要讓你對此承擔責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們無法讓一塊石頭承擔責任一樣。
由此，也就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墮落。功利主義的嚴重道德後果，我們應該認識到。
當然，功利主義之所以能夠流行，無論在中國還是國外，都有一定的曆史原因。這個曆史原因大致來講是這樣的：根據Inglehard的現代化理論，從傳統的農業社會一直到工業化社會，人們的生存價值是第一位的，為了集體的生存，個人的權利就會受到壓抑，人們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種壓製。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可能為了生存而自願放棄自己的自由和尊嚴。我在農村的時候遇到這樣的事，有的人為了吃上飯，故意犯罪坐牢，出獄回家沒有飯吃又繼續犯罪坐牢。但進入後工業社會之後，個人的權利、自主性、自我表達的價值就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其實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所告訴我們的東西。社會在變化，傳統的生存價值將逐步被自我表達的價值所替代，這個時候，還是僅僅按照功利主義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的政策和所作所為，我覺得跟人類本身的進步就不相一致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必須麵對的轉變。中國改革，無論我們思考問題還是製定政策，都必須從功利主義導向轉向權利優先。人類有一些基本的價值，這些基本價值應該優先於任何功利主義的考量，我們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無論是為了GDP的增長還是為了維持穩定，去否定它們。當然，涉及物質利益的選擇，我們可以用功利主義的標準，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涉及人的基本權利，個體的人格和尊嚴，我們不可以用功利主義來衡量。我們政策的正當性不能僅僅拿它是不是有利於經濟發展，是不是有利於提高效率來衡量，正如我們不能從是否賺錢來評價賣淫一樣。
我們今天討論民營經濟，也應該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考慮。在爭論公有好還是民營好的時候，我們過去的標準就是問哪種所有製有利於經濟發展，我認為這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隻從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理解民營企業的價值，如果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隨時可能否定民營企業，甚至把民營企業收歸國有，因為任何情況下，有些人總能找到理由說民營企業不利於經濟發展。我們應該認識到，自由創業、自由創新、自由交易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包括從事金融行業都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們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剝奪它們。
功利主義的考量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就像我剛才所講，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從另外的角度說它不利於經濟發展或者不利於社會穩定，進而否定它。市場不僅僅是GDP增長的工具，市場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卓越的一種途徑。隻要我們尊重了人的基本權利，給每個人平等的自由，市場經濟自然就會到來。反之，如果我們的體製和政策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