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到達天津以後，除了與幹部、工人開會座談外，還專門接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們的思想顧慮。他發現除通貨膨脹、原料匱乏、產品滯銷、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絕等客觀因素外，黨和政府的具體工作中也存在突出問題。黨的有些領導人認為解放就是教育工人同資本家作鬥爭，讓工人翻身，與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拒絕接見資本家，不願聽取他們的意見。天津一個月內發生53起清算鬥爭，工人、店員對資本家進行清算鬥爭，要求分廠、分店，造成人心恐慌。
私營企業和資本家跟國營公司打交道，不僅不賺錢，反而要賠本。國營貿易公司給私營企業的收購價格低，而物價不斷上漲，這樣國營公司賺了很多錢，私營企業叫苦不迭。天津久大鹽業公司把鹽運到山東臨清去賣，當地的國營貿易公司就想辦法把鹽的價格跌下來，使得久大公司的鹽賣不出去，賠了本。類似事件使得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們都覺得前途渺茫，對繼續經營毫無信心。
劉少奇強調：在執行七屆二中全會路線過程中，最容易發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鬥爭對象，搞亂敵我陣線。他在各種場合反複向幹部和群眾說明要搞好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做到“勞資兩利”，發展生產。建設新民主主義，資本家可以充分發揮積極性；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由國家收買資本家的工廠，資本家就成為國家工廠的經理。
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使資本家提高了經營情緒，也使工人受到教育，減少了勞資糾紛，對恢複和發展生產起到推進作用。期間，毛澤東在北京也談到了同樣的政策思想。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講話講得好，他概括了十六個字，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麵八方”的關係，勞利而資不利，工廠就要關門；資利而勞不利，就不能發展生產。毛澤東對七屆二中全會路線進行調整，指出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是不行的。
20世紀50年代前期，本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已經大局在握的新政權對私營工商業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製的政策。國營商業部門向私營工廠提供原料，收購產品，開展委托加工訂貨業務。對私營商業在經營範圍和價格上給出路，使之有利可圖；調整稅收負擔，工商稅目由1136種減為358種；召開一係列專業會議，公私方代表根據以銷定產的原則協商製定各行業的產銷計劃，合理分配生產任務，逐步將私營企業生產納入計劃。至此，計劃經濟的雛形已初步顯現。
在經濟管理者的扶持下，以及國民經濟的逐步恢複，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陸續度過了難關。1951年，由於抗美援朝軍需物資需求增加，各地開始基本建設，土地改革以後農村購買力提高，形成市場的三大購買力，上海私營工業和商業總產值均比1950年增長一半左右，盈餘分別增長兩倍多和85%，出現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榮景象。曾經資金緊張、原料供應不足的榮氏企業獲得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托加工等方法予以的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複蘇。
總路線確立：曆史翻開新的一頁
1950年至1952年的3年被稱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飽受戰亂困擾的國家迅速地完成了工業恢複的任務，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37%。1953年，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比1952年增加了96%，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3%。
恢複時期百業待興，資金匱乏，在供求懸殊的情況下，投資由國家重點實施。3個基建投資重點是：鐵路、交通、郵電等基礎設施；水利；能源、原材料工業。這個時期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投資的重點在東北，華北重點進行地方國營工業和市政建設投資，華東和中南水利建設投資較高。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實行嚴厲的封鎖和禁運，並管製中國在美資產。美國政府聲稱，凡是一個士兵可以使用的東西，都不許向中國出口。很多國家中斷了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關係，中國的國際經濟環境急劇惡化。
中國政府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宣布管製和清查美國在華資產，各地共接收管製美資企業304家，並凍結美國政府、公司及個人在中國的上億元存款。在貿易上，堅持易貨製度，務求在交換中不落空，防止豬鬃、礦砂等重要物資走私出口。
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重點轉至華南。香港商人霍英東在中資公司的秘密組織下，利用個人船隊往深圳蛇口運輸汽油、柴油、藥品、五金、輪胎、橡膠、鐵皮等禁運物資，充分利用了香港的跳板作用。
1952年，中國政府把英國作為突破口，針對英方急於推銷紡織品的心態，提出同時購買英國的化學品和五金產品，並出口中國的農產品。隨後西歐國家均相繼同中國簽訂類似的協議，對外貿易之門重新一一打開。
經過1949至1952年的經濟建設，大陸經濟以奇跡般的速度恢複，但是基本經濟特征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中國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從1951年至1955年，在國內資源情況不明、統計資料缺乏、沒有經驗的情況下，中財委和國家計委用了5年時間製定和修改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突出鐵路交通、地質資源勘探和建築業的投資，從而推動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從1953至1957年，平均每年工業增長速度為18%，建立起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1950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集中全國力量，首先建設鞍鋼的決定。此時的鞍鋼隻剩下了沒法搬走的高爐殼，廠區裏到處長出沒腰的蒿草。當年從全國各地調來1000多縣級以上幹部、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支援鞍鋼，從湖北、重慶等地將國民黨時期殘存的鋼鐵工業設備調集到鞍鋼，並花費外彙通過香港向瑞士、瑞典購買重要器件設備，使之恢複生產。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國家集中力量建設鞍鋼，由蘇聯專家進行技術指導，並利用蘇聯貸款購買蘇聯的翻新二手設備。到1957年一五計劃完成，鞍鋼全麵得到改造和擴建，生鐵產量達到336萬噸，鋼291萬噸，鋼材192萬噸。鞍鋼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大鋼鐵基地，被譽為鋼都。
根據兩國的協議，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多個重工業和國防工廠，提供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儀器設備和數千項技術資料，蘇聯專家對於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對蘇聯提供的設備，中國是用易貨方式支付的，向蘇聯提供了錫、錫精礦和鎢精礦等戰略物資和大量的日用消費品。當時蘇聯缺少外彙，中國每年向蘇聯提供1億至1.2億美元，用以支付一部分貨物價款。
1953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提出《關於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澤東遂於6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完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全國範圍內快速發展，並迅速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演化為後來的人民公社體製。隨即，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私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開始進行。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到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2億農戶和500多萬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7萬戶私營工業企業變為公私合營企業，近200萬戶的私營商店變為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國營商店。改造對資本家實行定息製度，無論企業利潤如何提高，資本家隻能按照他的資產數目每年得到5%的固定的定息收入。
1956年，在慶祝公私合營的鞭炮與鑼鼓聲裏，無數人以複雜心態看待著“私有”變“公有”時代的來臨，尤其是那些放棄了祖傳資產的人。從風雨如晦的清末，到希望與失望交織的民初，到艱辛的抗戰歲月，民族資本的創建實屬不易。但無論如何，舊的時代已經過去，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