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時，全國尚未全部解放，戰爭還在繼續進行，軍費開支仍占財政支出的一半左右。另外，人民政府還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幾百萬軍政人員采取包下來的政策，連同自己的軍政人員大約有900餘萬人，全部要由國家供養。此外，交通、工礦企業需要恢複，失業人口亟待救濟，這一切使得國家財政開支巨大。當時國家財政收入隻相當小米303億斤，而支出卻達570億斤，財政支出中三分之二的赤字不能不靠增發紙幣來彌補，物價仍在上升。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了經濟問題的嚴峻性。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如果我們在生產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而社會上流傳的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共產黨會打仗，會搞政治工作，但在發展經濟方麵隻能得零分。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陳雲就在上海開辦商業機構，為黨籌措經費，被公認為有經濟頭腦。在他的領導下製訂了切實可行的東北經濟建設計劃，東北各大城市經濟很快得到恢複並發展。1949年7月，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統一領導全國財經工作。
由於各方麵需求過大，通貨膨脹情況日益加劇，有關方麵主張通過削減開支來穩住人民幣和物價。但陳雲認為，軍費開支不能減，為了恢複經濟而收購棉花等戰略物資所發行的鈔票也不能減。陳雲決定采取發行公債、增加稅收、實行內部貿易自由、開展國內彙兌、統一管理稅務和食鹽外銷、重要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撥等措施，有力地抑製了通貨膨脹。
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主要在上海。上海市場混亂，全國財經就會失去控製。上海的對外貿易額占全國一半，有較大的工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1.7萬餘人。上海解放之際，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原料漲價、物價波動、勞資糾紛迭起，1.2萬多家工廠中隻有30%維持開工。當務之急是穩定人心，盡快恢複生產。
解放上海後，上海軍管會發布命令：從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限期用人民幣兌換金圓券。但世道初變，很多市民對人民幣的購買力抱有懷疑，加上有著悠久傳統的投機商大行其道，結果黃金、白銀、美元作為硬通貨暢通無阻，人民幣和銀元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上海各商業機構隻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人民幣幾乎無法流通，信用大大降低。
人民幣貶值的後果很嚴重，一旦人民幣也走金圓券的路，變成一堆廢紙，新政權的權威就大打折扣。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包圍了銀元交易的主要大本營上海市證券大樓，依法懲處了一批金融投機的操縱者。大本營被端掉後，在上海各非主要街道和裏弄裏販賣銀元的小商小販也受到了處理，上海街頭再也見不到銀元販子了。
接著，上海市軍管會命令上海的鐵路、公路、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征稅一律征人民幣，並在上海首先發行實物公債，開放全國各地區之間的彙兌，用已經較穩固的老區貨幣支持新區貨幣。政府運用強力的與和平的兩手，政治的和經濟的兩手，很快就把銀元風波平息了下去，穩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場。
很快，曆來依賴外部物資的上海又麵臨著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1949年6月，國民黨方麵開始封鎖上海口岸，當時上海存糧僅夠半個月的消費，煤炭隻夠燒7天，存棉隻夠紗廠開工1個月。投機商利用外國棉花進口困難和糧煤緊張，掀起了以糧食、紗布、煤炭為主的“七月漲風”。
7月，陳雲到上海調查研究，認為問題的關鍵是抓住大米、紗布、煤炭這三種商品，簡稱“兩白一黑”。他指出，“黑”即煤炭問題比較好解決，隻要把運輸抓住，煤炭就會源源不斷地運來。關鍵是解決大米和紗布問題。這兩樣東西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政府掌握越多，控製市場的力量就越大，人心就不會亂。陳雲決定由中財委主持從各地調撥物資糧食、棉花和煤炭保證上海需要，采取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和配售平價米等三項措施來控製物價。
糧食供應問題曆來是使執政者操心的大問題。經過仔細計算，上海每天有300萬斤糧食就夠了，政府於是開始在上海市場配售大米，每天投放100萬斤。同時，陳雲還從東北、華中調來1億多斤糧食，在9、10兩個月每天投放市場200萬斤。
與此同時，華北地區糧食歉收，投機分子利用這個時機倒賣糧食，哄抬糧價。陳雲急電東北緊急調糧食支援華北，保證每天發一列車糧食到北京。在北京，有關部門在天壇打席囤存糧，每天都增加存糧，實際上就是做給糧食投機商看的，使其不敢輕舉妄動。
為了使投機商永遠也不能操縱上海糧食市場，上海市政府到江蘇、浙江等產糧地區訂立了長期的糧食交易協定，保證由這些地區長期、平穩地供應糧食，並且用平價銷售，投機商高價收購的糧食賣不出去爛在了手中，被徹底擠出了糧食市場。
“七月漲風”平抑之後，經過三個月的平穩時間，國內市場又掀起了比7月更為猛烈的“十月漲風”。這次以紗布和糧食為主，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形成全麵暴漲，範圍遍及全國，是解放以後最嚴重的一次物價波動。一個月內，主要商品的價格都上漲了好幾倍。
早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就是紡織業發達的城市，紡織業占當時上海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2%。在此情況下，陳雲一直冷靜地觀察經濟形勢，先讓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紡織廠開工，優先供應這些工廠生產的原料，再尋找機會用經濟手段打擊資本家，等收緊銀根、物價平衡之後，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趁機買進。
在陳雲直接指揮以及全國調度下，11月25日，上海與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大量拋售紗布，並且邊拋售邊降價。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投機商馬上大量購買，有的還借高利貸來購買紗布，期望在紗布價格上漲中獲得暴利。但是，上海等地的國營紗布公司源源不斷地一邊拋售紗布，一邊降低價格，紗布的市場價格越來越低。投機商受不了，不得不開始拋售棉紗，政府則乘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棉紗，很快就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降低，在幾天時間內給哄抬物價的投機資本以沉重打擊，平抑了物價。
物資供應受製於流通環節很深。政府在征集物資之餘，抓緊修複上海周邊的鐵路和公路運輸，動員馬車甚至騾車、驢車搞運輸，千方百計保證上海的物資需要。投機商和資本家所掌握的私人運輸渠道也被擠垮，不得不依靠政府掌握的運輸部門來做生意，注定了他們在這場市場供應博弈中的命運。
從更深層麵來看，國民黨的封鎖加快了中國經濟內向的節奏。上海的發電廠和公交公司原來依靠進口燃油作為動力，外來油料供應斷絕後把燃油鍋爐全部改建成燃煤鍋爐，以煤氣車代替汽油車，原來依靠進口原棉的上海紡織工業逐步改用國產棉花。
陳雲在上海指揮打的經濟仗最終製住了市場的投機風向，到1950年3月，政務院作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政府放手拋售庫存物資，延續12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終於宣告結束，為經濟的恢複與發展打下一個良好基礎。
剝削有理？新民主主義時期論爭
中國共產黨長期處在農村環境，其成員又多出身於農民小生產者，長期以來的政治任務是打土豪、分田地，很多人的思想和做法帶有平均主義色彩。這些思想觀點和做法在進入城市以後也被帶到城市工作中來，造成了不良影響。
較為普遍的是，一些幹部分不清封建主義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經驗搬到城市，造成對民族工商業的破壞。抗日戰爭後期，八路軍收複大同、張家口等地時，就曾發生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現象，使工業受到很大破壞。1947年11月攻克石家莊時，不少幹部開始自行搬取公物，後來發展到搶私人財物，還鼓動城市貧民和四鄉農民去拿，以致不得不實行戒嚴，甚至槍決人來製止搶劫現象。
1948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的相關報告上作了批注，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利益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取得城市以後，能否切實執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是能否迅速恢複和發展城市生產事業的關鍵，也是共產黨進入城市以後，首先麵臨的一個重要考驗。
1949年初，剛解放的全國第二大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天津市麵蕭條，上百萬人口生活無著落。全市有私營工商企業近四萬家，其中工廠上萬家，工人好幾十萬，但是開工的不足30%。天津解放以後，資本家和私營業主們很恐慌消極，紛紛關門不幹，或準備逃跑。在這種複雜的曆史背景下，劉少奇前往天津視察，就地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