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進行了深刻檢討，他認為“當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隻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因而他指導蔣經國製訂了“國民黨改造方案”，並於1952年在台灣農村實行了減租減息。
台灣一直農業發達，又遠離戰亂，生活水平較高。1898年，台北的平均工資達到廈門的三至五倍，但生活費用卻比廈門低廉。日本統治初期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下，把台灣作為日本的工業用品市場和農產品來源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南進政策以台灣為跳板，轉而製定了“工業台灣、農業南洋”的政策，開始發展台灣工業。
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台灣是亞洲生活水平僅次於日本本土的地方。台灣居民的識字率是80%，比日本本土略低，比中國大陸的5%高得多。一些台灣人被日本的殖民文化所征服，把自己認同於日本人，為日本的侵華戰爭積極搖旗呐喊。國民黨把台灣當成大後方，用統治者的傲慢來處理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犯了很多低級錯誤，導致一件小衝突被放大演化成“二二八事件”，變成國民黨很難邁過去的坎。
1946年，蔣介石巡視台灣時認為台灣尚未被共產黨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隨著戰局日益不利，蔣介石認為就算整個大陸被共產黨拿去，隻要保住台灣，就可以用來光複大陸。1949年1月，陳誠正式出任台灣省主席，開始為國民黨政權經營最後的據點。
陳誠麵對的台灣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當時台灣740萬人口中，農業人口380萬，其中地主掌握著全部耕地的56%，另外是政府控製的“官地”，占農村人口88%的農民隻擁有22%的耕地，廣大佃農隻能從地主手中租種土地以維持生計。租佃關係緊張，平均地租在50%以上，而且無論天災人禍、年成歉收，都要照繳不誤。租佃關係多由口頭約定，地主動輒毀約，佃農的生活狀況非常惡劣。這不僅嚴重妨礙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限製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租佃糾紛不斷，階級矛盾激化，成為維持台灣社會穩定的極大隱患。
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成為事關台灣經濟發展和國民黨生存的第一要務，苟延殘喘的國民黨政權確實已到了生死關頭。陳誠主持下的奠定日後台灣土改基礎的“三七五減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帷幕。
“三七五減租”源於1930年南京政府頒布的《土地法》，明確規定地租不超過正產物收獲總額37.5%。定這個比例是經過統計的，當時農業收成中種子、肥料和耕作成本費用要占25%，剩下的75%利潤由農民與地主平均分配。抗戰相持階段，陳誠主政湖北期間曾在轄區內推行減租。
1949年2月，陳誠命令在台灣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規定農民佃種地主土地租期不得少於6年，租期期滿必須續訂租約，鼓勵農民改良土地和增加農業生產投入，取消預收地租和押金等一切負擔。如果遭遇自然災害導致歉收，農民可申請減租，收成不足三成應免交地租。耕地出賣或者出典的時候，承租人有優先權。一旦有單方麵毀約收回土地、超收和預收地租等現象，地主將被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者罰款。同時為了照顧地主利益還規定，如果農民地租積欠達到2年，地主也可以撤佃。
“三七五減租”實行不久就很快見到了成效。台灣每公頃水稻年產約為6000公斤，減租前佃農應繳租2900公斤左右，減租後僅繳2200公斤，以後的增產部分全部歸佃農所有，農民平均收入增加了45%左右，這使得佃農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1949年農業生產增加了30%左右。佃農購地積極性大為提高，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農村的教育醫療情況也得到相應改善。
陳誠花了很大工夫做地主們的安撫工作，反複強調減租一方麵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實際上也保護了地主。為了贏得他們對減租的支持，陳誠還按照減租標準相應減免地主承擔的賦稅，把日本留下來的公司股票分給地主。1951年，《三七五減租條例》由蔣介石明令公布施行，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封建地主是其重要的社會基礎，它不可能觸及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其減租藍圖難以實現。蔣介石通過對大陸失敗教訓的總結認識到，解決土地問題就會獲得大多數農民的支持，才能在台灣站住腳跟。敗退台灣後，國民黨與當地的地主勢力幾乎沒有淵源，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無親友阻撓。台灣土改從“三七五減租”開始，逐步過渡到耕者有其田。政府通過行政力量迫使地主放棄了長期擁有的部分地權，使農民與地主有了對等的身份，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被大大地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