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向姨媽宋美齡哭訴，宋美齡急電蔣介石到上海麵商。蔣介石不容分辯，責令經國立即停辦揚子公司一案，將孔令侃放出。此事很快在社會各界造成惡劣影響，“打虎英雄”成了“隻拍蒼蠅”的代名詞，黯然辭職離滬。
到9月底，國民政府共收兌全國的金銀外幣1.6億美元。為加大收兌力度，政府又決定將兌換期限再延長。外國評論員說，政府一隻手拿出一片紙，另一隻手好像變戲法一樣把人民的財富搜刮一空。
政府在強製收兌金銀外彙的同時，又強迫凍結物價、工資，禁止囤積居奇。由於鐵腕措施，收兌金銀外彙取得了一定進展，市場上商品價格也多控製在金圓券發行前的水平。但這種虛假的成效沒有實際意義，物價雖穩，卻是有市無貨，而黑市交易卻十分火暴。國統區不斷出現存款擠兌和物資搶購狂潮，各店麵鋪十店九空，上海北平商店紛紛借機關門，老百姓連賴以活命的糧食都買不到，造成人心空前恐慌。商人們尋找一切機會躲藏商品，減少虧損，甚至讓貨物留在火車車皮內到處漫遊。
麵臨物價狂漲的局勢，11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限價，取消金圓券發行最高限額，準許人民持有外幣。轟動一時的經濟管製隻維持了70天。
11月20日，銀行開始辦理兌換金銀業務，各存兌處萬頭攢動，爭相擠兌，不少人被擠死、踩死。金圓券發行限額放開後頓成一瀉千裏之勢，到1949年4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升至5萬億元，6月達到130萬億元，為1948年8月底的24萬多倍。票額越來越大，從100元、1000元到1萬元、5萬元，乃至50萬元、100萬元，每個中國人包括叫花子全都成了“百萬富翁”。國統區百業凋零，唯印鈔業一枝獨秀。
被人為控製的物價以更驚人的速度扶搖直上。11月中旬，米價從限價時的每石20元9角突破了2000元大關，上漲近100倍。其他各類物品價格也平均超過限價20多倍。到1949年4月，上海地區竟上漲6.3萬倍。全國多個城市出現搶米風潮，上海搶米風潮一天內涉及27處。1949年1月，南京的大規模搶米風潮使政府不得不宣布首都戒嚴。
金圓券發行10個月的貶值速度，比法幣發行14年的貶值速度快得多。金圓券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鍾點計算了。普通百姓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跑步去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人們見貨就搶，連錫箔、棺材也在搶購之列。可買5鬥米的錢第二天就隻能買半鬥米，到後來連一塊肥皂都買不起。買手紙也要提上一麵袋金圓券。
許多地區幹脆拒用金圓券。各地軍隊及機關拒用金圓券，薪餉公費改發銀元，人們在核算成本、利潤時紛紛改用米、金、銀、外彙等為單位，支付工資采用米、生活指數或者外彙，商品交易退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廣東的造紙廠一次買進800箱票麵100至2000元麵值鈔票充當造紙原料。
這場史無前例的幣製改革短短10個月便徹底失敗。它不僅沒有挽救國民黨失敗的命運，而且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無數老百姓拿著一堆的廢紙等死，加速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消亡。其唯一的價值是為政府搜刮了2億美元的金銀外彙，作為偏安台灣的經濟基礎。
蔣介石在立法委員們麵前發表了兩句“名言”：“軍事本來不會垮，被立法委員們鬧垮了；金圓券本來不會垮，也被立法委員們鬧垮了。”後來，蔣介石將在大陸統治的失敗歸於經濟的崩潰，甚至直接歸咎於金圓券。
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代總統李宗仁隻得靠不停地印製金圓券掙紮維持。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停發金圓券，改發銀元券。廣州政府月支費用需4500萬元，而各項收入僅2200萬元，其餘2300萬元無法解決。行政院長閻錫山便打起了廣東關稅的主意，僅此一項就可月收1500萬元。但這塊蛋糕卻掌握在中央係統的特務手上，無法節製。籌不到錢的廣州政府重演故技，銀元券很快走上金圓券貶值的老路，廣州成為港幣的天下。
從抗戰算起，12年來中國經曆了國民黨的法幣，日偽的聯銀券、儲銀券，然後是國民黨的金圓券、銀元券等幾次大洗劫。這幾次惡性通貨膨脹挖空了全國人民的口袋，全民族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民黨的一黨專製政權由此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