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1年以後，西南聯大每月增發各種名目的生活津貼，每人每年補助1石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條件。1942年8月，教育部核選西南聯大任教滿十年以上資深教授為“部聘教授”，每月薪俸600元，外加學術研究費補貼1000元，叫做“雙俸”。但這“雙俸”還合不到兩石大米的價錢。在大學裏，營養不良幾乎成為普遍現象，瘧疾和肺結核是常見的疾病，一代學術宗師陳寅恪因營養不良導致目疾失明。
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背井離鄉、奔徙幾千裏、輾轉到大後方的學生，生存環境之惡劣、求學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大批青年學生在戰亂中變得一無所有，衣衫破舊，穿著草鞋，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在艱難中繼續學業，有些人連一天兩餐也吃不上。政府對大學生免除兵役，實行免費上學，而且吃午飯不要錢，這對於淪陷區來的學生來說是莫大的福音。抗戰期間，全國大學生人數從1936年的42000名增長到1944年的79000名，走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政府力圖緩解官員們和公立大學的教授們的經濟窘境，為他們提供特殊津貼、廉價住房和各種低價供應的日用必需品。有門路的機關或企業都自辦消費合作社，讓自己的成員低價采購物資，政府雇員買到的米每斤1角，而在公開市場上米價為每斤5元。但是，政府遲遲不同意工資增長，因為那樣將成倍擴大政府預算。直到1944年，公教人員工資才得以激增，但當時物價上漲正如脫韁之馬，已經無補於事。
生存如此艱難，一夜暴富變成了人們普遍的夢想。1943年，國民政府開放黃金市場，市場掀起買空賣空的投機狂潮，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參加金融投機交易的人也越來越多，失敗者破產逃亡或自殺身亡，報端時有所聞。作家張恨水抗戰期間的小說多取材於重慶的這些暴發戶，作品曾轟動一時。
在社會的另一麵，卻是少數人的花天酒地、紙醉金迷、歌舞升平，不知有亡國之危、抗戰之苦。國民政府沒有一套嚴格控製戰時物資分配的措施，而讓一小撮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汙吏得以大發國難財，他們囤積工業原料及商品，轉手倒賣就可牟取暴利，加劇了供求矛盾，使物價進一步上漲。1943年，市麵上布的價格不斷上漲，而對昆明的倉庫檢查發現，僅此地囤積的布就足夠雲南全省3年的消費。
大發國難財的高級人物對物價高漲並不在乎，照樣窮奢極欲，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他們衣著華麗，開著汽車到處兜風，而這些汽油是從萬裏之外用飛機運來。商店中的香水、香煙、黃油及其他奢侈品，無論怎樣貴，依然是有許多人去買。而政府不設法向這些利用權勢大發橫財的投機家征稅，招致民怨沸騰。
著名學者馬寅初公開指出：在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有一種“上上等人”依靠權勢，利用國家經濟機密從事外彙投機，大發超級國難財。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經費。
1944年，西安富商毛虞岑勾結西安飛機站站長利用飛機偷運倒賣黃金，一次飛行員發現飛機超載，停飛檢查，於是破獲了這樁大案。站長因偷運黃金被槍決，毛虞岑捐了500根金條，又給河南災民捐了5000袋麵粉，便化險為夷，繼續他的發財之道。
全國性的官員腐敗和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社會各界對政府的批評連綿不斷。物價幾乎天天上漲，造成人心不平，引爆了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懷疑，原本全國上下團結抗日的精神開始渙散，這都直接對軍心士氣與作戰指揮產生極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