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中國的新式工業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內地各省交通不便，小農經濟占著絕對優勢，現代化工業極少。戰爭爆發，日本資本撤出國統區，結果1938年至1939年的鋼產量急劇下降到不足1000噸。
全麵抗戰爆發後，為建立後方鞏固的經濟基礎，國民政府組織沿海重要廠礦內遷。在“淞滬會戰”期間，上海地區146家工廠重15000噸的設備，由2500多名工人在彈火紛飛下從上海遷往大後方。幾個月內，僅通過錢塘江大橋撤退的火車車皮就高達60萬節。
國民政府戰前設計，在漢口至宜昌間建立新的工業中心，因此初期內遷工廠大都以這兩地為目的地。不料戰事的進展證明南京政府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軍事實力。1938年6月武漢告急，在武漢等地的廠礦被迫再度西遷。民生公司盧作孚親自指揮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將最重要的工業企業搶運到大後方。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中，民生公司損失船隻16艘，犧牲員工100餘人，被譽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總共有600多家工廠和4萬多名技術工人搬遷到大後方，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企業恢複生產，對戰時後方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支撐持久抗戰做出了貢獻。重慶集中了大後方軍工和民用的主要企業，如槍炮、彈藥、鋼鐵、機械、化工、紡織等行業，建立起較完善的工業體係，成為中國抗戰時期軍工和民用物資的主要生產基地，原本落後的西部地區獲得難得的產業升級機會。武漢的紡織廠申新四廠在四川的新廠址恢複營業，從此四川才有機製棉紗，結束了依靠土紗土布的狀況。
抗戰爆發之後，眾多來自歐美、東南亞、澳洲等地的華僑司機，響應祖國號召回國參加抗戰，來往於大後方各地的公路上，被稱為南洋機工。這些來自異國的年輕人很多人甚至連國語也說不好，但是開朗、膽大，不畏日寇的轟炸與道路的崎嶇在公路上駕駛汽車，擔負起重要的職責。
南洋機工們本來薪水就可觀，加上有些人不能免俗，穿著入時，出入娛樂場所，使得他們在人們眼中屬於新富的群體。因為他們的生活態度和價值標準與當時國人的差異，在許多文人的筆下，他們被描述成粗鄙和庸俗的形象。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用汗水和鮮血支持著祖國的抗戰，上千人因為戰爭和疾病在祖先的土地上失去了生命，為自己的祖國做出了寶貴的貢獻。戰後這些司機大多回到了僑居國，繼續著自己的生活。
不僅僅是軍隊、政府和工廠，隨他們一起湧入大後方的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東部居民和戰爭難民，如何度日是他們在異鄉始終麵臨的考驗。雖然社會上的薪金、工資一直都呈上升的趨勢，但遠遠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斷跌落，工薪階層的購買力在1937年與1944年間下降了85%。
物價飛漲、鈔票貶值的直接結果是：銀行的存款成為廢紙，中產階級從社會中消失。社會上開始采用糧食或“生活費指數”為工資的計算標準，甚至恢複使用銀元。政府機關人員本來拿的就是打了折的“國難薪”，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於公務，有操守的從事兼職以維持生計，意誌薄弱的貪汙索賄，或是向敵人出賣情報。軍官要麼吃空額、倒賣物質，要麼作超人的自我克製，連一些少將級官員都感到後方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拚命，至少能吃碗飽飯。
戰前大學教授待遇很高，武漢大學教授月薪1000元，生活標準遠遠高過一般百姓，到菜館裏都要點最豪華的酒席。但是，由於物價飛漲，昔日的上等階層淪為了潦倒貴族。戰前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費為50元法幣，到1941年10月要維持這樣的基本消費就必須有1800元，到1942年11月則必須有7500元。而此時就連最高學府西南聯大的教授月薪尚且不足1400元，僅為最低生活水準的五分之一。
為了補貼家用，許多大學教員在兩個以上的學校任教，出賣珍藏的書籍，或典當家具、出售衣物。聞一多為人鐫刻圖章，夫人擺小攤出讓衣衫，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其他教授夫人一起挎籃賣親手製作的“定勝糕”以補貼家用。很多人隻有搖筆杆子掙稿費，可有時一篇文章的稿費僅夠吃一碗麵。王力先生的《中國現代語法》（上冊）出版時，稿費連從昆明郊區的家進城的車費都不夠。這就是教授們不得不麵對的冷酷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