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則是一直受到壓製，既然他們不能像大企業那樣為政府提供充足的財政支持，也就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待遇。厘金負擔、關稅不能自主、貨幣與金融體製的混亂，一直是妨礙民營企業發展的主要原因。政府的改革廢除了這些障礙，但是馬上又製造了繁多的產品稅：卷煙稅、麵粉稅、棉紗稅、火柴稅、酒稅、礦產品稅，等等。
對私營企業家來說，信貸總是短缺的。銀行用定期存款購買政府債券，用於推銷洋貨，致使銀行貸款的利息必然十分高昂，這使民族工商業常感到難以承受。1932年，中國銀行的放款總額中工業放款隻占11.46%。交通銀行是政府特許的實業銀行，但1932年它對工商業投資的數額僅占其放款總額的9%。
在繁榮的表象下，民族工業由於受國內頻繁戰亂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內困於資本和人才的匱乏，外遭外資商品傾銷的打擊和苛捐雜稅的重壓，日趨衰微。資本薄弱的火柴、卷煙等工業部門日趨危殆，卷煙統稅率1928年至1931年間由22.5%增加到50%，江蘇省的卷煙廠由182家減為1932年的60家。規模較大的紡織、繅絲業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國內農村經濟崩潰的影響，出口銳減，內銷遲滯，以致虧損倒閉。
有死也有生，中國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紗廠和麵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就是大環境中為數不多的民族工業長青樹。榮氏起初於1909年在無錫創立的振新紗廠，是一個資本隻有30萬元的小廠，經營七八年成效不大。1916年榮氏創立了申新紡織公司，額定資本為30萬元，獲得很大利潤，1918年盈利22萬元，盈利率達74.2%。隨後申新發展成九個廠，榮氏也成為中國有名的“棉紗大王”。
榮氏家族多次經曆危機，之所以能夠化險為夷，多半得益於榮家的公關能力。榮氏兄弟長袖善舞，朋友多，每當資金緊缺時，一些銀行老板甚至會主動上門幫忙。孔家、宋家都是當時全國數一數二的金融資本家，銀根緊縮時別人從他們那裏借不到錢，榮家卻可以借到。
在創業者中，民生航運公司的盧作孚一直被稱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楷模。1925年，盧作孚集資購買了一艘70噸的小輪船，開始了他的實業救國之路。盧作孚辦實業不是要發財致富，而是要辦“民生”濟蒼生。在民眾的支持下，民生公司一步步發展壯大，外輪及其他輪船公司相繼逐步退出川江。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民生公司已經擁有大小輪船46艘，基本上統一了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遊。
為了消除地方軍隊對航運企業的訛詐，盧作孚在川江航運管理處處長任上奔走於各軍之間，對他們陳說利害、曉以大義。盧作孚指出，輪船公司處境困難，各地軍事當局不能飲鴆止渴。今後軍事運輸都須照付運費和燃料費，不能白運。官兵坐船必須照章買票，軍事機關應派糾察人員到碼頭維持秩序，製止軍人肇事。
這些要求在當時無異於“與虎謀皮”，但盧作孚在握有槍杆子的軍人們麵前堅持不退讓，各軍在他的耐心說服下最終都同意執行。川江上的中國輪船公司終於得免滋擾之苦，能夠安心做生意了。
1927年至1937年，“黃金十年”的進步、增長隻局限於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而廣大農村卻由於人口增加、外國商品的湧入、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等原因而更加衰落，官員越來越貪，人性越來越壞。在這樣的地方，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眾的貧窮、痛苦、怨恨正如一桶火藥一樣，隻要有根導火索馬上就會爆炸。西方人戲稱，“黃金十年”所謂的工業成果，不過是鋪在封建根基土地上一層極薄的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