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蔣一到上海就與虞洽卿等商界聞人接洽，要求上海工商界迅速籌集1000萬元軍費，並商量組織財政和外交委員會等問題。商界代表表示，隻要蔣介石與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資助，並支付了一筆300萬的短期借款。
虞洽卿等人召集上海金融、鹽業、錢莊和工業界的各方勢力，號召各業捐款對蔣介石進行財政支援。蔣介石抵達上海以後的大部分外交活動也是由江浙財閥牽頭進行的，成功調解了美、英、日三國與北伐軍之間的緊張關係。
不久，蔣介石就如願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並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上海共產黨領導的工會被鎮壓，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和工人被殺害。資本家如願以償，虞洽卿等人竭力動員工商界人士解囊捐款。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籌墊款項600萬元，同時商業聯合會也答應募集軍餉900萬元，但是由於工商界對蔣介石屢屢要求籌款產生了一定戒心，商業聯合會實際募集到700萬元。
這時的全國政局開始混沌，北方是張作霖的奉係力量，蔣介石控製東南地區的國民革命軍，中間是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武漢政府指責蔣介石背叛革命、鎮壓工農運動，但自己也麵臨著重重困難。
蔣介石切斷了武漢政府的財政來源，封鎖了長江航道。由於湖南和湖北農村的階級鬥爭、工人罷工和工商業倒閉，武漢經濟處於停滯狀態，有10萬多名工人失業。政府稅收減少，通貨膨脹加劇，存放著銀元儲備的廣州中央銀行倒向蔣介石一方。為了保護日益減少的硬幣儲備，武漢政府禁止銀行以銀元兌換鈔票，並禁止銀元出境，結果引發了擠兌風潮。
在武漢方麵看來，希望在於爭取進入河南的馮玉祥部重兵，馮玉祥成為各方爭奪的重要籌碼。汪精衛和馮玉祥舉行了鄭州會議，蔣介石和馮玉祥舉行了徐州會議。汪精衛革除蔣介石的職務，委任馮玉祥為總司令。蔣介石則派出孔祥熙帶去50萬大洋犒軍，還答應從7月起每月接濟軍餉250萬元。馮玉祥立刻倒向蔣介石一邊，提出寧漢雙方應該“異地同心，通力合作”，並敦促汪精衛立即驅逐鮑羅廷，實行清黨。
內外壓力之下，本來與蔣介石並無本質不同，隻是因為權力鬥爭而分庭抗禮的汪精衛終於與蔣走到一起，武漢隨即發生了“七一五”政變。
1927年，在半年多的時間內，上海工商界各團體從維護自身的利益出發，作出了許多擁蔣反共的行動，力圖以此求得蔣介石政府的保護。除了籌集軍費之外，上海商業團體還在政治上表示堅決擁護清除共產黨的主張，擁護三民主義。但是這些行動究其性質隻是為了挽救秩序、保衛財產的一種自救舉動，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參與。他們對蔣介石不斷索款的行為漸生戒心，合作熱情逐漸低落。蔣介石也對曆來自主活動的上海工商團體不甚滿意，決心要通過強權把上海乃至全國的商會組織完全控製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