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至1924年，伴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廣東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為了盡力籌集軍費，滿足前線的需要，大元帥府不得不采取軍事優先的財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地方稅和厘金。1923年，廣州市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內增加了3倍，達到900萬元。此外還經常向廣州市的商人和各縣緊急攤派，不斷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籌集軍費。
另一方麵，大元帥府想方設法另辟稅源。當時稅收最大的來源是“禁煙特別捐”和“防務經費”。所謂“禁煙特別捐”實即鴉片稅，所謂“防務經費”實即賭捐。這兩種稅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標，組織公司承包稅收。這種煙捐、賭捐在任何政體內都是犯法的，但在當時卻是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不得已的挖肉補瘡的辦法。
1923年4月底，大元帥府財政部宣布推遲兩個月償還一切到期債務。此後，大元帥府財政部、廣東省財政廳分別陸續發行沒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債券數百萬元，遭到商人抵製，無一完成發行任務。廣州許多商人和公司為躲避政府的借款要求紛紛關門。
1923年9月實行的舉報官產辦法規定，所有的產業都要按時交驗契約，不合格者一律充公拍賣，並獎勵舉報人。由於連年戰亂，並非所有的業主都能提供“合格”契約。此辦法一出，廣州所有有產業的人無不人心惶惶，有的不法分子乘機陷害別人以謀取私利，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當局被迫宣布停止實施。
這個時期，列強駐中國的外交團控製的海關稅收每年都有大量結餘，餘款交給中國政府處理。1919年，桂係控製的南方政府分得了其中的13.7%，但第二年陳炯明的粵軍打回廣東後，外交團借口軍政府權力隻及廣東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這筆撥款。1923年9月，外交團以遵守條約為由向孫中山提出警告：如果他用武力奪取當地海關收入，列強就要用武力進行幹預。12月，23艘列強炮艦駛入廣州水域以武力相威脅，使孫中山獲得關稅收入的願望落空。
廣東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同時，民間武裝超常發展，商團是其中的有生力量，始建於辛亥革命後。當時政府對民間武器的管理並不嚴格，購買武器的申請很容易獲得批準。
1923年末廣州商團有1.3萬人，全省共有5萬人，其經費、武器均由商人自己籌集，很多商號和銀行的辦公室裏都掛著槍，並派人出操、巡夜。對於商人來說，兵匪一家，他們信不過軍警，指望官府不如買槍自衛是當時普遍存在的心理。
1924年8月10日，廣東商團向國外訂購的一批價值約100萬元的武器彈藥運到廣州，包括長短槍9800支、子彈300多萬發。大元帥府指出這批槍械的進口許可證在時間上不合常理，懷疑商團私運武器，宣布吊銷這一進口許可證。經過調查，大元帥府公開承認這批武器並非私運，隻是申領許可證時在時間程序上出錯。大本營總參議胡漢民提出的補救辦法是，每支槍向政府交60元，由政府重新核發手續，共58.8萬餘元，這對當時處於極度財政困難中的廣東政府是一筆不小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