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出現了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氣象。北京政府先後頒布了一係列保護、獎勵近代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法令，倡導、支持民間資本投資設廠、辦礦、開銀行，其力度和效果遠遠大於晚清的新政。
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各國忙於戰事，不僅減少了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反而對中國工商業提出了商品需求。民族資本向紡織、麵粉、卷煙、火柴、采礦、機器製造、交通運輸業、金融業等產業全麵進軍，興辦了一大批新式企業。1912年至1927年，創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1984家，投入資本總額約4589萬元；創辦近代新式銀行311家，投入資本總計約1.1億元，工商業蓬勃發展。
這一段時間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固然有列強放鬆經濟侵略的原因，但北京政府製定的一係列法律和經濟政策功不可沒。1913年至1915年擔任農商總長的張謇是中國實業家的代表人物，他是晚清狀元出身，在其家鄉南通棄官從商。這裏的棉花種植業和織布業一向發達，張謇創辦大生紗廠，並以紗廠為中心，陸續辦起煉鐵、機器、油脂等多種工業，以至輪船、商務、銀行、彙兌事業體係。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直接開啟並促進了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為全國樹立了區域經濟建設的楷模。
張謇在總長任上完成了商業立法，穩定了財政與貨幣製度，簡化開辦廠礦的手續，降低和取消有關稅收，鼓勵發展製造業和加工業。他從自己的創業實踐出發，認為公營事業浪費很多，收益無法與民間企業相比，主張限製公營事業，優先振興民間企業，並糾正清政府的壟斷專利政策，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若幹年專營權的規定，促進了自由競爭。1914年，在梁士詒的創議下，北京政府鑄造了廣為人知的“袁大頭”銀元來統一貨幣。同年，中國政府選派產品參加了在日本東京舉辦的大正博覽會，大大提高了國貨聲譽，增強了國貨與洋貨的競爭力，鼓舞著中國民族實業的發展。
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鄉村地區由於獲得曆史性機遇而發展成為各種類型的城市。江西安源本是人煙稀少的鄉野，由於開采煤礦，幾萬礦工和商民彙集於此，一時號稱“小南京”。江西大庾縣發現了世界上最豐富的黑鎢礦，可以用來製造火炮和特種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參戰各國對鎢的需求劇增，鎢礦石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戰略礦石。大庾成了暴發城巿，擁有數萬名礦工和繁榮的巿場，保持了20年世界鎢砂貿易中心的地位。
哈爾濱原來是鬆花江邊的一個小村鎮，1898年俄國人在此修築鐵路，頓成交通樞紐，加上周圍土地肥沃，地產豐富，很快成為東北重鎮。大連、旅順自南滿鐵路修成通車後築港通商，迅速崛起，成為全國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貿易港口。
城市的繁榮和農村的衰落也形成鮮明對照，農業利益低，生產環境惡化，地價下跌，熟田拋荒，城鄉在社會服務、教育衛生、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麵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嚴重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1922年，美國學者估計中國農民經營土地的報酬率隻有2.5%，而商業和放債的報酬率高達10%至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