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議會體製無法擺脫傳統黑金政治的影響，誰能弄到錢誰就能坐穩江山，管你的錢來路如何。五千大洋一張票，議員們不要臉的同時也不要了國家和社會責任。
按照前清財政體製，中央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各省的解款。清末財政已瀕臨崩潰，武昌起義以後，各省截留了原應解歸中央的稅款，袁世凱上台後僅北京一地每月就需350萬元，南方臨時政府撤銷後每月的支出和欠款也都要北京政府負擔，而政府的收入每月不到80萬元。最大的財政收入海關關稅控製在各國使團手裏，列強又以償付庚子賠款為辭暫不繳付，真是毫不誇張的庫空如洗，有上頓沒下頓。
財政窮窘威脅到政權的穩固，這是袁世凱上台後與外國銀行團進行大借款談判的直接動因。清朝末年，英美德法日俄列強組成銀行團，壟斷了中國的借款。袁政府首任總理唐紹儀想打破這種壟斷，向比利時簽約借款1000萬鎊，結果銀行團大嘩，對政府施外交壓力，使這個合同流產。
袁政府羅掘俱盡，財政總長變成了借債總長，起初借200萬、100萬，後來借幾十萬，最後甚至1萬都借，政府中能抵押的東西都在抵押。總統府電令駐外代表開發借款路線，達成借款的中間人都有傭金拿，救國又利己，一時間駐外人員均以借款為主要工作目標四處奔走，天天有好消息，天天都落空。
打不破銀行團的壟斷，唐紹儀隻好回頭與之談判，銀行團方麵提出要監督所有借款的支出，政府每月預算和所有軍隊遣散都要有外國顧問核準監督。唐總理認為這有損中國主權，一怒之下談判決裂，主張在國內找1000個富翁各買1萬元公債來湊齊這筆款子。其他內閣成員則認為當前情勢非借款不可，隻好委曲求全。於是商定，由財政總長熊希齡牽頭與外方重新協商。
“善後大借款”的最後結果是六國銀行團向中國借款2500萬英鎊，利息五厘，分5年陸續支出；鹽稅作抵，整理鹽政並由外方代為征收鹽稅。扣去發行折扣、賠款支出、借款、墊款、鹽務整頓費，政府真正拿到手不過820萬英鎊，隻能維持6個月，但47年之內連本帶利卻要償還6785萬英鎊，還喪失了鹽稅控製權，條件之苛刻令人震驚。
袁世凱明知借款喪權辱國，但不借款幾乎日常開支都難應付，何況有了錢就可以買軍火，收買議員、軍隊對付反對他的國民黨。同時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大借款可讓袁政府和列強連接在一塊，列強各國不止是承認了袁政府，而且還非支持袁政府不可了。
國民黨方麵一直強烈反對大借款。黃興和熊希齡都是湖南老鄉，本來交情不錯。黃興主張發動籌募國民捐，並將軍隊欠餉換成公債，集合社會資本來彌補財政缺口。黃興的國民捐方案規定財產在500元以上累進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納十分之一，帶有強迫性質。熊希齡認為借款主要為了幫助黃興裁軍，卻得不到黃的支持，於是二人便在電報上惡言相向，反目為仇。
更嚴重的危機在於，該案並未交國會討論，政府便徑行批準，使國家的政治體製受到嚴重挑戰。大借款簽字之日，一部分國民黨議員跑到簽字地點彙豐銀行守候，企圖作最後的努力來阻止簽字。袁世凱政府人員躲過國民黨議員，半夜秘密進入銀行，簽字完畢後又偷偷地從後門溜走。國民黨籍議長、議員當即通電全國，譴責袁世凱政府違法借款的行徑。湘、粵、贛、皖四都督更聯名發表通電，嚴詞反對大借款。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解散國會，強行通過大借款。同時政府為恢複經濟、爭取商界的支持而宣布了一係列的改革：取消厘金，減少出口稅，統一幣製和支持實業。經過財政整頓、加重捐稅和發行公債，1914年和1915年政府財政狀況有好轉，基本達到了收支平衡。
一統江山之後的袁世凱一味加強個人獨裁，其內心深處的帝王情結使他經不起帝王桂冠的誘惑，最終走上帝製自為的道路。那些對共和政體失望、認為民國不如大清的人便聚集在擁護帝製的破旗下為之呐喊。
帝製運動如火如荼之際，遭遇到一個現實問題，便是何處為帝製活動籌款。政府主要收支都受製於外國銀行，不能從國家經費上挪用。“太子”袁克定便打起了鴉片的主意。原來民國成立後禁煙，煙土商搶著要把存於香港和上海的6000箱煙土出手，為打通關節，願意每箱報效4500元，共計2700萬元，以此款陸續獻給帝製運動作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