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鄉間公共產品的供給反差較大。建國以來，國家財政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資大大低於對城市的投資，這是導致城鄉長期二元分割以及城鄉不和諧的主因。如從1995—2007年全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20019億元增加到137323.9億元，年均增長0.45%，其中：城市由15643.7億元增加到117464.5億元，年均增長0.41%，農村由4375.6億元增加到19859.5億元，年均僅增長0.1%，城鄉年均增速相差0.35個百分點；同期城市投資占比由78.14%上升到85.54%，農村投資占比反而由21.86%下降到14.46%。這種強烈的公共事業供給反差，導致現今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和城市人爭奪公共資源。從甘肅來看，1990—2005年間，鄉村人口占比、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分別在77.96%—69.98%之間和69.69%—65.67%之間，第一產業產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也在26.58%—15.72%之間，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屬於國家預算的比重僅在14.02%—9.62%之間，這些少的可憐的投資用於農村的資金無異於杯水車薪。2007年，甘肅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304.2億元，其中農村為126.7億元，僅占9.71%，比全國低4.75個百分點。而農村公共事業、公益事業的改善，正是農民所期盼的！
3、地區間公共產品的供給反差巨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東部地區、沿江沿海地區長期采取傾斜政策，對這些地區公共產品的投資自然就多於其他地區。從全國來看，以2004年為例，東部地區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速遠遠高於中、西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為7866億元、2307億元和1276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0%、16.1%和5.1%，東部地區占全國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分別下降0.2、1.3個百分點[2]。從甘肅的情況看，2005年末人口總數占全國的1.98%，農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52%，但財政支出僅占全國的1.2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占全國的0.99%，反映出公共產品供給的地區差距之大。
4、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總量仍然無法滿足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全社會普遍關注農產品銷售難、農民增收難、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難等問題嚴重地困擾著廣大農民。這些問題的存在，充分說明了政府公共服務在農村的嚴重缺位。
三、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製，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對策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應從以下諸方麵來構架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製，才能真正體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才能真正調動農民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
1、抓好先導，完善機製，推進發展。新農村建設大至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確定，小到村莊整治、新居模式的設計，都離不開規劃工作。規劃既是新農村建設的依據，也是新農村建設的先導。科學的規劃有助於防範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布局亂散、建設無序、設施匱乏、環境不良、浪費嚴重等問題[3]。因此，從中央到地方，應建立統一調度，分級負責、分步實施、管理科學、多方參與特別是農民參與的民主規劃決策體係，這是確保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公共產品有計劃、按步驟、分階段供給的先導。以湫頭鄉王朗坡村為例，鄉政府出麵請縣規劃局設計“四室一廚一廁”150平方米的四合院標準，既考慮了當地土地資源緊缺的實際，又充分尊重了農民的意願，農民新居整潔美觀漂亮，贏得了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
2、靠實保證，完善機製，推進發展。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其公共事業和公益事業的建設，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但其公共產品的投資主體決不是農民。因此，完善政府主導、投資多元、設計科學的投資機製是新農村建設中公共產品供給的保證。如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1971-1984年“新村運動”期間，投入的財務總量年均達到5177億韓元，其中：政府投資占57%，居民分擔11%，其餘32%由民間團體和公司承擔。按項目分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占到22.2%[4]。如王朗坡村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縣鄉兩級籌資投入80多萬元用於鄉村道路、給水排水、門前道路硬化綠化工作，帶動農民戶均投資7.5萬元，建設新居96戶，占全村戶數的18.36%，通過“一池三改”用沼氣戶達220戶，占全村戶數的42.07%，栽植生態公益林4950畝，極大地改善了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