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陽市委黨校趙關維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如何實現各種有限的經濟社會資源在農村的最優配置，以更好地體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目標的過程。總結所有新農村建設的其成功經驗，筆者以為，其關鍵是要調動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取決於農民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得到實惠的多少。農民最為關心的農村公益事業和公共事業建設就成為問題的焦點。因此，研究和探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內涵以及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製，對於推進新農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公共產品就是單純依靠市場機製無法提供而社會公眾生產生活所必需的產品或服務，包括安全事業保障、公共事業保障、公益事業保障、監督調控保障[1]。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內涵探討
公共產品是基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控失靈而形成的公共財政的構架而產生的。公共財政應當介入的領域包括市場調控完全失靈的純公共產品領域（如國防、司法）、單純依靠市場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準公共產品領域（如文教衛事業）以及依靠市場機製很缺乏效率的低效率領域（如基礎設施）。由此，可以將公共產品理解為：公共產品就是單純依靠市場機製無法提供而社會公眾生產生活所必需的產品或服務，包括安全事業保障、公共事業保障、公益事業保障、監督調控保障。從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公眾的公共需要這一政府的基本職能出發，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公共產品應當包括如下幾方麵：
1、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是農民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硬件保障，屬於公益事業保障的範疇。鄉村道路、供水工程、新能源建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耗資巨大，建設的周期長，受益的對象廣泛，關係到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關係到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的必要條件，因而最能體現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2、農業生產技術服務體係建設。這是農民獲得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各種技能、素質和服務的軟件保障，屬於公共事業保障的範疇。其涵蓋的範圍包括涉農行政事業單位，其服務的領域涉及農業新產品的研發、新工藝技術的采用、良種的培育與推廣、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等，是“生產發展”的最終體現，因而應納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範疇。
3、農村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建設。這是農民獲得各種知識技能、身體素質和精神食糧的軟件保障，也屬於公共事業保障的範疇。它依賴於農村圖書室、文化站、衛生所、鄉村學校建設事業的推進，因而能體現“生活寬裕”、“鄉風文明”的要求，無疑也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範疇。
4、農村基礎設施、民居的規劃服務體係建設。科學、合理、超前的基礎設施、民居的規劃服務工作是確保“村容整潔”的前提條件，按照現行行政管理體製的設置，各級規劃部門均是政府的職能部門之一，農村基礎設施的布局、農村城鎮化、住宅規範化、生產生活中心的設置等，都離不開各級規劃部門的積極參與，因而也屬於公共事業保障的範疇。
5、農村社會保障和扶貧體係建設。這是在農民的基本生活因病因災陷入困境時，各級政府履行其最終責任主體職責的集中體現。農村貧困人口的養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鰥寡孤獨和因病因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的生活救濟等，屬於各級民政和扶貧部門的職責範圍，有賴於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屬於公共財政發揮作用的一大領域。因此，它也屬於公共事業保障的範疇。
6、農村社會治安和民主政權建設。社會治安工作是農民獲得安全保障的基礎，屬於安全事業保障的範疇，是“鄉風文明”的必要保障，也是各級司法機關的職責範圍之事。村級政權建設是農村日常工作進行規範化科學化管理的基礎，其決策一般能代表村情民意，是“管理民主”的直接體現，屬於監督調控保障的範疇。因此，村級班子的日常基本經費開支、人員工資，理應納入縣級財政統籌的範圍。
二、當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的問題
從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來看，建國60年來，我國我省各級政府對農村的投資有所增加，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生產、人居環境有所改善。但由於農工產品“剪刀差”等問題的長期存在，曆史積聚形成的農村公共產品短缺問題依然比較突出。限於篇幅，本文隻探討農村公益事業和公共事業的供給問題：
1、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和財政支出不相匹配。從總量和增速看，從1978—2006年，國家財政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支出由51.14億元增加到504.28億元，年均增速為0.4%；對農業的科技三項費用支出由1.06億元增加到21.42億元，年均增速為0.18%，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由11220.9億元增加到38760.2億元，年均增速達1.65%，財政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支出年均增速、對農業的科技三項費用支出年均增速分別低於國家財政支出年均增速1.25個百分點、1.47個百分點。從甘肅情況看，1978—2005年財政支出由143429萬元增加到4293479萬元，年均增速為0.18%，財政的農業性支出年均增速為0.25%（由於年鑒中1978—1984年數值空缺，故從1985年起計算其幾何平均值），略高於財政支出年均增速0.07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