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說，發達國家的廣義貨幣量與GDP的比重，一般過不了100%就掉頭向下。2009年年底，美國的這個比例約為60%。
我們國家的廣義貨幣存量M2與GDP總量是怎樣的比例關係？
根據周其仁的研究，1978年，我國廣義貨幣存量占GDP的比例約為32%，那是特殊時代的貨幣比例，嚴重失衡。這個比例在1993年突破了100%，1997年達124%。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135萬億元，是GDP的150%，2005年則達162%，2009年，GDP總量為335萬億元（修訂後的數據為340507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606萬億元，是GDP的180%。
然後就是2010年年末，我國GDP總量達398萬億元，廣義貨幣總量M2餘額為726萬億元，二者之比從三季度的近260%，降至182%。根據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的測算，中國M2餘額已超過美國約人民幣10萬億元，為全球第一。而從182倍這個數值來看，我們的M2增速實在驚人。
一般經濟學家都同意，像中國這種處於加速發展時期的新興經濟體，保持較快的貨幣增速以及較高的M2/GDP比例，是可以理解的，但超過150%之後仍在加速，則令人擔憂。
貨幣超發，不是一年兩年，而是我國的一個長期現象。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家鍾偉教授說，中國極速的貨幣化進程已經持續了30年。“過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達到了同比增長12%。信貸和廣義貨幣的投放持續快於居民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過去10年，中國的M2/GDP比例始終是全球最高的。”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說得更直接：“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說，過去10年，中國M2平均增速達到18%以上。美國M2的增速在過去20多年中基本與GDP的增速保持同步，而中國M2則超過GDP增速加消費者物價指數大約6%。其中2009年M2增速達到277%（計劃為17%），2010年M2增速有所回落，但也高達197%（計劃為17%）。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認為，2002～2010年，中國的貨幣供應翻了兩番，年增長19%。如果將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之外的擴張，以及地下金融活動計算在內，實際上，“貨幣供應”年增長率為22%。
貨幣超發的主要原因，周其仁教授歸因為巨額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彙儲備劇增及其背後的彙率形成機製。
1998年我國外彙儲備比上年新增50億美元，1999年新增97億美元，2000年新增107億美元；增幅分別為36%、67%和70%。隨後，突然加速。2001年新增465億美元、2002新增742億美元、2003年新增1168億美元、2004新增2066億美元，年增幅分別為28%、34%、40%和51%，甚至金融危機肆虐之中的2009年，外彙儲備也增加了4500億美元。
外彙儲備增加，央行須發行貨幣對衝。譬如，2009年各商業銀行出口結彙共計4500億美元，彙率68，則央行須動用4500×68＝30600億元貨幣向商業銀行購入，這些錢再轉入銀行後，乘以4～5倍的貨幣流通速度，可提供給市場的信貸額度就是12～15萬億元。這是當年超發的貨幣。周其仁稱之為被動超發。
李迅雷總結貨幣大幅增長的原因時，除了外彙占款這個因素外，還提出了幾點：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型特征、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價格大幅上漲、中國的金融杠杆化率較低。我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中國內生的消費驅動力。近10年來，貨幣的使用範圍（可購買商品的種類）和程度，是10年前遠不能比的，其增速也是美國等成熟經濟體無法相比的。這種貨幣化過程客觀上也為貨幣超發提供了基礎。
李迅雷所講的貨幣超發成因，至少有兩點與房地產和房價直接相關。有意思的是，貨幣超發或者說貨幣泛濫與這兩者是互相推動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