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wan等（2000）和Gertler（2003）對隱性知識內涵的討論向對知識分類的研究發出了挑戰。Cowan等（2000）提出的“編碼本”（codebook）概念將認知主體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納入對知識的分類中。Cowan等（2000）認為，根據可編碼性，知識可以分為3類：①言說的編碼（articulated and thus codified）知識，同時存在一個可獲得的編碼本（codebook）；②非言說的編碼知識，並且編碼本也被移走（displaced codebook），此時對於不具備編碼本的外部觀察者來說這些知識是非顯性的；③隱性（tacit）知識，此類知識是依附於特定行為的知識如騎車、遊泳等，即Polanyi（1966）意義上的隱性知識。與以往知識分類相比，Cowan等（2000）分類的不同在於，他們將主體的認知能力納入知識隱性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把通常的隱性知識細化為兩類：“純粹隱性”（puretacitness）和“顯見隱性”（apparenttacitness）。顯見隱性表現為那些相同知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成員間通過專有編碼進行傳遞的知識，然而對於那些不具備相應編碼本的局外人來說是隱性的、不易理解的。知識共同體是那些擁有相同語言的個體所構成的網絡團體，他們的語言是編碼化的。Cowan等（2000）的研究為從認知視角分析集群知識傳播問題指明了研究方向。
二、認知圖式
管理中的認知視角研究強調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對個人、團隊和組織信息處理過程的影響（Austin，1997）。知識結構則幾乎是所有管理認知研究的出發點或共同前提（Walsh，1995）。知識結構是指個人或組織的心智模板（mental template），它會施加於信息環境之上，並賦予信息以形式和意義（Kabanoff &； Brown，2008；Porac &； Thomas，2002）。任何環境信息要真正產生作用，必須經過知識結構的過濾和加工。
知識結構作為認知研究的核心概念還有一些其他的名稱，如Prahalad和Bettis（1986）的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Porac等（1989）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Harris（1994）的圖式（schema）、Corner等（1994）的框架（frame）、Mohammed和Rngseis（2001）的假設（assumption）等等。這些不同名稱從不同角度進一步闡釋了知識結構的內涵。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知識結構在不同層次上（如個人、團隊、組織甚至產業）對信息環境的表征和知識結構對組織中行為的影響（如創新、決策、學習、績效評估）等問題構成了管理領域認知研究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