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2章 基於認知視角的集群知識傳播分析框架(1)(2 / 3)

Cowan等(2000)和Gertler(2003)對隱性知識內涵的討論向對知識分類的研究發出了挑戰。Cowan等(2000)提出的“編碼本”(codebook)概念將認知主體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納入對知識的分類中。Cowan等(2000)認為,根據可編碼性,知識可以分為3類:①言說的編碼(articulated and thus codified)知識,同時存在一個可獲得的編碼本(codebook);②非言說的編碼知識,並且編碼本也被移走(displaced codebook),此時對於不具備編碼本的外部觀察者來說這些知識是非顯性的;③隱性(tacit)知識,此類知識是依附於特定行為的知識如騎車、遊泳等,即Polanyi(1966)意義上的隱性知識。與以往知識分類相比,Cowan等(2000)分類的不同在於,他們將主體的認知能力納入知識隱性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把通常的隱性知識細化為兩類:“純粹隱性”(puretacitness)和“顯見隱性”(apparenttacitness)。顯見隱性表現為那些相同知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成員間通過專有編碼進行傳遞的知識,然而對於那些不具備相應編碼本的局外人來說是隱性的、不易理解的。知識共同體是那些擁有相同語言的個體所構成的網絡團體,他們的語言是編碼化的。Cowan等(2000)的研究為從認知視角分析集群知識傳播問題指明了研究方向。

二、認知圖式

管理中的認知視角研究強調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對個人、團隊和組織信息處理過程的影響(Austin,1997)。知識結構則幾乎是所有管理認知研究的出發點或共同前提(Walsh,1995)。知識結構是指個人或組織的心智模板(mental template),它會施加於信息環境之上,並賦予信息以形式和意義(Kabanoff &; Brown,2008;Porac &; Thomas,2002)。任何環境信息要真正產生作用,必須經過知識結構的過濾和加工。

知識結構作為認知研究的核心概念還有一些其他的名稱,如Prahalad和Bettis(1986)的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Porac等(1989)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Harris(1994)的圖式(schema)、Corner等(1994)的框架(frame)、Mohammed和Rngseis(2001)的假設(assumption)等等。這些不同名稱從不同角度進一步闡釋了知識結構的內涵。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知識結構在不同層次上(如個人、團隊、組織甚至產業)對信息環境的表征和知識結構對組織中行為的影響(如創新、決策、學習、績效評估)等問題構成了管理領域認知研究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