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ina‐Morales和Martnez‐Fernandez（2003）進一步將共享資源細化為集體聲譽、企業間緊密的資源交換與組合以及當地機構的參與等三個方麵，並以西班牙製造業集群企業為樣本進行了實證分析。耿帥（2005）則在此基礎上又引入了集群企業間相互信任、集體學習與知識共享網絡以及企業間高度競合互動氛圍等三類資源要素，以浙江產業集群企業為樣本進行了實證分析。
姚先國、溫偉祥和任洲麒（2008）進一步將集群共享資源的思想納入集群企業創業導向與競爭優勢的分析框架之中，他們的研究發現集群共享資源和創業導向對集群企業的績效有著正向影響，而且網絡資源能夠提高創業導向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即共享資源是集群企業創業活動受益於企業集群的內在原因。
蔡寧和吳結兵（2002）則融合了資源基礎理論和“結構-行為-績效”框架指出，集群的競爭優勢來源於成員擁有的資源和對資源的整合能力，集群通過整合實現了資源的協同效應。不同的集群規模和結構決定了不同的資源整合方式及協同效應的廣度和深度，而群內企業的競合行為既受到集群結構的影響，同時也作用於集群的結構。
第四節簡要述評
集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現有的研究表明集群知識傳播對於促進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有著關鍵的影響，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學術視角出發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筆者認為對於集群知識傳播與競爭優勢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現象描述上，而應當對其集群內部企業間的知識傳播機製有深入的認識，這才有可能真正揭示集群和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因此，組織知識傳播理論、集群知識傳播理論以及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理論正好構成了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研究的三大理論基礎。
就組織知識傳播理論而言，無論是組織內知識傳播還是組織間知識傳播的研究都有一個基本邏輯，即將組織（和組織成員）視為一個信息加工係統（西蒙，2004），如達文波特和普魯薩（1998）對知識傳播的兩個過程的論述，Szulanski（1996，2000）的組織內知識傳播四階段模型以及Lane和Lu‐batkin（1998）的相對吸收能力都是如此。這意味著組織的知識傳播過程實際上是對信息進行識別、獲取和理解以及存儲的認知過程（Walsh，1995）。
雖然，組織知識傳播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而較少涉及集群企業這一特殊的企業類型，但是這一理論邏輯對於認識集群和集群企業的知識傳播過程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就集群知識傳播理論而言，以地理鄰近和非地理鄰近性作為解釋變量的中觀研究，或許是受經濟地理學科的影響，過於強調區域共性而忽視內部企業的異質性和集群內部的知識傳播網絡結構。以集群內部企業各維度異質性為解釋變量的微觀研究正在這一領域中興起，但麵臨的挑戰是如何提出全麵性的自微觀到宏觀的完整解釋框架，而非對現有中觀研究論點的簡單批判。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研究現狀同樣也是如此，傳統的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研究實際上是集群競爭優勢的研究而非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研究。這類研究隻是從集群中觀角度上寬泛地指出集群能夠為內部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卻未能具體闡明集群企業是怎樣獲取競爭優勢的。它們通常忽略集群企業的異質性，將其視為無差異的原子企業，因而無法對同一集群內部不同企業所擁有的不同績效水平做出有效的解釋。這一領域最新的研究趨勢表明，將戰略管理研究中企業競爭優勢的資源觀和能力觀整合到集群企業競爭優勢分析中，是認識和理解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問題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