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起義前所議推舉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基於借助他的名望而號令天下之策略考慮,它隻是一種選擇而並非成議。絕大多數革命黨人並不知情,“同誌知者少,黎更茫茫然也”,這應是實情。所以在起義後召開的聯席會議上,就有革命黨人主張推戴湯化龍。
文學社與共進會領導人之所以“屬意”黎元洪,除了存在著較深的派別歧見,亦反映出革命黨人的幼稚和軟弱。更有甚者,他們缺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能力和魄力,雖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壯誌,但在權力麵前還是有些膽怯,非常時刻,希望有一個“大人物”站出來一攬乾坤。因此,在考慮都督人選時,隻注重“地方資望,為國內所推重”,而未深究其與革命的關係如何。
黎元洪在湖北新軍中素負威望,與鄂軍另一位重要人物第八鎮統製張彪相比,職務在其之下,然聲譽則遠過之,得軍心而為人稱頌。當時的報刊就載:“鄂軍統製張彪不學無術,與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相較,遜黎多矣。”保路風潮期間,黎元洪以軍界代表身份簽名參加“湖北鐵路協會”,並支持入京請願,贏得湖北商民的擁護,更與湯化龍等立憲派人士頗有交誼。此外,革命黨人以“排滿革命”為宗旨,漢官一概被視為可爭取者。凡此種種,促使黎元洪既成為年輕的革命黨人挑選的對象,又是立憲派所竭力尋覓的政治代表。因緣際會,曆史機遇就這樣降臨到黎元洪頭上,他一躍成為湖北軍政府都督。
11日的會議一直開到晚10時,與會者都很疲倦,遂決定次日繼續。會議剛散,忽聞槍聲,突有清兵來犯,把守諮議局的義軍奮起抵抗,而黎元洪趁亂離去。後得知,清軍殘部企圖劫走黎元洪。革命黨人擔心一旦黎走脫,對革命極為不利,隨即派人將他從私宅中帶回保護起來。見黎元洪不肯誠心歸附,原本就反對推舉他為都督的張振武表示,既然黎元洪不讚成革命,不如將其斬首示眾,以揚革命之神威,並提議由武昌起義臨時總指揮吳兆麟出任軍政府都督。但吳本人堅持不可,謂官卑職小,難以承擔都督重任,執意“仍以黎元洪為都督,派兵將其看守,事情由我們來做”。
黎元洪最初的表現是消極處之,但在經曆了短暫的彷徨和不同人士的勸說後,態度開始轉變,他終於答應“幫忙”。不過,在起義後的頭幾天,革命黨人掌控的謀略處做了大量工作,黎元洪隻是名義上的都督。
立憲派不甘革命黨人掌握軍政府實權,於是導演了一出“祭天大典”,借以抬高黎元洪的地位來與革命黨人暗爭。他們在軍政府中大造輿論,說什麼武昌起義乃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沒有隆重的儀式,何以昭示光複大義。革命黨人概以立憲派為團結對象,沒往深處想,自然應允。從上海趕來武昌領導革命善後工作的湖北籍老同盟會會員居正也有意通過此舉,使黎元洪徹底與清廷決裂,“安心為國謀”。
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革命黨人與立憲派於17日共同組織了祭天大典,黎元洪以行政長官和軍事主帥的身份正式登台亮相,完成了從一名協統到一省都督的角色轉換。此後,他在鐵血共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榮登中華民國大總統,成為民國政壇的風雲人物。
舉黎元洪為都督的方案,在武昌首義倉卒發動之際變為現實。革命黨人來不及遴選新的領導者,亦無時間三思而後行,黎元洪就這樣成了不二人選。當然,這一選擇,既不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安排,亦絕非匆忙之間的草率之舉,是為多種因素所致,可謂“時勢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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