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生何去何從的當口，黎元洪必然有所抉擇。為清廷殉節，似無必要，他絕非滿清的愚忠臣子。如順從革命則有機可趁，但時局未見最後分曉，多有風險，故他不能輕易答應。然而，緊迫的形勢不容黎元洪等待，更不由他做主。革命黨人雙管齊下，“苦口婆心”加槍口威逼，黎元洪最終隻能順從，接受都督桂冠。
黎元洪其人其事
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黃陂人，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參加過甲午海戰，大難不死，後投奔兩江總督張之洞麾下，因辦事幹練果敢，頗得賞識。1896年隨張回鄂，輔佐編練湖北新軍，不數年，其軍事素質在東南各省中首屈一指，一時與袁世凱的北洋六鎮齊名。黎元洪居功至偉，被張之洞委以重任，出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躋身鄂省軍界高層，成為第二號人物。科班出身的黎元洪治軍有方，所部參加1906年10月在河南彰德舉行的軍事演習中表現不俗，在與北軍對壘中三戰皆勝，一時聲名遠播，黎元洪因而獲得“知兵之將”的美譽。
黎元洪在湖北軍界的聲望和能力無人能及，兵戈之際，實乃一時人選，故在聯席會議上立憲派提議由他出任鄂軍都督。而對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而言，當下時局，別無選擇。武昌起義猝然爆發，革命領導或病，如劉公；或傷，如孫武；或避，如蔣翊武；或犧牲，如劉複基。革命軍總司令部原有21名幹部，起義時在武昌參加戰鬥的僅為蔡濟民與吳醒漢二人。而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同盟會領導則遠在國外或港、滬，一時可謂“群龍無首”。黎元洪雖非同誌知己，然則這樣一位軍事人才，革命黨人當然極力希望為己所用。這種帶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情勢，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
推舉黎元洪的深層動因
黎元洪這樣一個直至起義爆發之時還“手刃”義軍的高級軍官，怎會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為何在諮議局11日的聯席會上，革命黨人和湯化龍等湖北上層士紳不約而同地推舉黎元洪？這有其深層動因，不能僅以“偶然機遇”而言之。因為早在起義數月前，革命黨人在議論起義後的都督人選時，就曾考慮過黎元洪。
在醞釀起義期間，文學社與共進會對都督一席是各有打算。共進會認為，劉公為同盟會會員，又係共進會發起人之一，且目前在鄂主盟，理應成為同盟會法定都督。雖劉公表示放棄，但在9月底的聯合大會上，他再度被選任總理。然而，劉公平時“深居簡出”，與外界交往不多，從魄力、膽識、資望看，出任都督非理想中人。文學社當然屬意蔣翊武，但蔣為湖南籍，自認為湖北起義，都督一席當為本省人，應以“鄂人治鄂”。
其實，革命黨人中不乏人才，如在清軍中任高官的吳祿貞、藍天蔚，自是深孚眾望，隻是當時都遠在北方；而孫武、蔡濟民等人，雖恐力有不逮，但亦為不可。隻是文學社與共進會彼此之間關係微妙，可謂“未起革命，先有權力之爭”，因此，從他們之中挑選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引起另一派的不滿，極易造成內部分裂。無奈之下，革命黨人隻能在外部尋覓，黎元洪就此走入他們的視野，蔣翊武等人就曾在有關會議上提名他為未來的都督人選。一來黎作為軍中名將，聲名在外，可懾服清廷，借以號召天下，揚革命軍聲威；二來黎素得軍心，可影響部屬附和革命，擴大革命勢力。黎元洪雖不是都督的最佳人選，但眼下怕沒人比他更合適。總之，為了推翻清廷，取得革命成功，又何惜一個都督之名。
對於上述說法，有人言稱不實，然而在孫武的一份手稿《武昌革命真相》中亦有所記載。首義參加者胡祖舜也回憶說：“餘憶首義之前，蔣翊武曾一度提議元洪為未來都督之人選問題；眾議雖無任何決定，然亦無人反對。元洪之被擁為都督，非偶然也。”由此看來，文學社、共進會領導人在武昌起義前，曾議及由黎元洪出任都督，這一點怕是沒錯。1928年黎元洪去世後，章太炎為其撰寫《大總統黎公碑》，其中所言，武昌起義前“謀帥無適任者，以公善拊禦，皆屬意公”，當是蓋棺定論，亦印證了這一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