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輪船招商局”經曆了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曆程。它在近代中國和天津外貿發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為中國航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因種種原因抗戰後它的作用消失了。但無論怎樣評說，“中國輪船招商局”的出現是可喜可賀的，它在中國航運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華人辦的航業還有：“三北輪船公司”、“政記輪船公司”、“北方航業公司”、“直東輪船公司”等。
“三北輪船公司”是我國較大私營航業之一，經營內河與沿海航運。1918年在天津設分公司，專營航運、碼頭、倉庫等業務，航行於津、滬間，七七事變後遭日軍征用被迫停業，抗戰後複業。它在天津外貿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
“政記輪船公司”是1906年由華商張本政創辦，經營中國沿海各口岸間的貨運業務，1920年改為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大小船隻21艘，1941年達35艘，抗戰勝利後為“中國輪船招商局”接管。
“北方航業公司”創辦於1920年，停業於1947年，先後有大小船隻十餘艘，航行於中國沿海各口岸及長江沿岸以及日本和南洋等地港口，是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後較有實力的民辦航業。九一八事變後一度麵臨倒閉，1942年被日本納入“華北航業總公會”，二戰期間為天津外貿發展助了一臂之力。
“直東輪船公司”是1911年由大沽商人和山東商人集資辦的，總公司設天津，經營中國沿海貨運業務，1948年遷往台灣。
綜上所述，華人辦的航業為時不晚，航業公司也不少，由於中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主權喪失，工業不發達，創辦的航業多是從外國買來的破舊船隻，同英、日航業相比，無論在排水量還是在貨運量等方麵都相差甚遠，在近代中國和天津外貿貨運中所占比重不過十之一二，或十之二三，最多時亦不過十之三四，隻是在抗戰勝利後的三四年間才接近半數或過半數。但它的出現，打破了外國航業獨攬近代中國及天津外貿貨運的一統天下，是值得肯定的。
縱觀中外航業在近代中國和天津外貿發展過程中確實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外國航業始終處於壟斷或獨占地位。在整個近代天津外貿的進出口貨運中，外國船隻始終承擔了絕大多數的貨運量，1895年占82.08%，1900年為81.3%，1912年過92.42%，1922年是82.08%，1931年占85.10%，1942年為91.93%，1946年達61.31%，1946年比例最小亦過半數。英、日兩國船隻與承運量先後占據首位，是近代中國與天津外貿為外國人控製與操縱的主要原因之一，亦是近代中國及天津外貿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形成的因素。
（本文撰於1992年春，未刊稿）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與近代中國及天津對外貿易近代中國關稅政策和稅則，是在兵臨城下被迫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形成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關稅自主權喪失了。中國關稅自主權喪失後製定的關稅政策或關稅稅則即為外國人主宰，必經列強國家認可才能執行。這種必經列強國家認可的中國關稅是單一的關稅即固定關稅，對任何國家均一視同仁，不論任何一國與華關係如何，也無論對華輸出入何種商品均課以同一關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