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年代，亂兵四起，劫奪民財，商家危害匪淺。民國初年壬子兵變從北京延至天津，津市華界商業鬧市的當鋪、金銀、綢緞、百貨店、造幣廠被劫洗一空，特別是精華之地-大胡同、估衣街、河北大街尤甚。天津華商遇此難者竟達2200餘戶，損失紋銀約達12123662兩。亂兵洗劫後又縱火焚燒，津市華界商業鬧市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鬧市成了廢墟。隨之石家莊、保定、濟南和奉天也發生了類似兵變。此次兵變直接受害商家大多停業或倒閉，間接受害者亦難維持。津市商業頓時蕭條，二三年間難能恢複，給天津外貿巨大創傷。1925年敗退奉兵對津市華界又進行一次洗劫。三五成群的潰兵手持大槍破門而入，見物就搶、見店就砸、劫財物、搶金銀、奪珠寶，任意傷人，一夥去後一夥又來，一天之中有的商店竟遭多次洗劫，被搶鋪商達百數十家。事後僅以七家商店統計，損失銀元達9588元之多。津市商界精粹一再被洗劫，天津經、商、貿頗受其害。
擁兵自主割據一方的軍閥，以武力為本，大肆敲詐勒索，在所占據境內橫征暴斂亂發政令，有的與匪勾結狼狽為奸，加之地方官吏巧取豪奪，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捐目無奇不有。以褚玉璞督直所頒行的橫征暴斂名目即有：軍事捐、“討赤”捐，房產捐，煙酒附加捐，婚姻捐，墳墓捐，舊契捐，船捐，茶捐，蔬菜捐等等。又濫發軍用票據，強迫百姓接受。直隸銀行竟奉令濫發紙幣搜刮民財，以致屢屢發生擠兌風潮，1927年3月宣布停止兌換時未能兌換的票額尚達1100萬元之多，致使天津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商貿往來極度困難。
地方割據軍閥在其所據之地所征之田賦捐竟有超過田賦正稅的十餘倍，超前征期亦有十餘年之久。此外，軍閥們還在所據之地四處設卡搜刮商民，對過境貨物百般刁難勒索，時有連人帶貨一並扣留，以致有的貨物經其勒索脫銷後尚不足為本。天津商會曾就滄縣、臨榆、唐山等關卡稅局對往來貨物“無不留難勒索”之事道稱“擾商痛民”“莫此為甚”。不僅如此，軍閥們所到之處強令商民供養軍需，1926年6月直隸保安司令褚玉璞命令天津商界向其部屬供給軍需，命令道稱：“一切供養軍用的各項物品均待籌備，但省庫空虛無法辦購，而需物之急刻不容緩。為此令仰天津商會迅速妥籌現款，日報解軍需課，以便應用免誤戍機。”天津商會僅在是年7月21、22兩日送交天津警察署購買食物之款就達2168元之多。天津地區的軍閥又像走馬燈似的輪番進退，以致無人敢出任天津商會會長一職。
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生產荒蕪、資產耗盡、人民塗炭，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廣大民眾，被迫鋌而走險，以致聚眾舉義造反之事層出不窮，少則數十百人，多則數千萬人。民國後較有影響的民眾起義要以1911-1914年一時震驚中外的“白狼”農民起義和1927年甘肅回民起義為甚。“白狼”起義轉戰數省同“進剿”官兵對抗，給當局以沉重打擊。所謂四鄉“土匪橫行”“兵匪一家”，皆因政府當局腐敗無能、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所致。官兵“進剿”和義民反抗以及軍閥混戰，造成了中華大地戰火紛紜連綿不斷。戰亂年代鄉民無法耕耘，土特產品亦難采集，田園荒蕪，雜草叢生，收獲無望，物資奇缺，貨源稀少，物價飛騰，或因戰火而亡、或因饑餓而死，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在這種情況下天津出口無貨源，進口貨無銷路，天津外貿大受其害矣！
解放戰爭時期，交戰雙方對交通要口爭奪與控製，特別是國民政府在平、津實行軍管，對平、津地區物資嚴加管製，物資出入天津實行嚴格“許可證”等，嚴重地阻礙了天津進出口貿易，使天津這個華北進出口貿易大商埠變成了與國內外隔絕的死港，1946年天津經濟和外貿所出現的複蘇景象很快就被推進了死胡同，天津也就無外貿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