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惡果。惡果之一就是近代天津外貿發展倒退了好幾年，進口貿易1903年才達到1899年水平，出口貿易直到1905年才接近1899年水平，可見近代天津外貿受害匪淺。
九一八事變日本用武力占領沈陽，隨之侵占東北全境。東北是近代天津外貿進出口貨物的重要基地和銷售市場。近代天津外貿繁榮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東北土產的輸出和洋貨的推銷。天津出口的豬鬃、馬尾、皮貨約有70%貨源來自東北，大豆、小麥幾乎全從東北運來。東北喪失後，本埠皮貨市場喪失其重要地位，所有東三省、蒙古及其他北方各地所產的皮貨已絕跡前來，銷往東北棉紗1931年折合法幣為2300萬元，1934年就隻有500萬元了，下降3.6倍還多。由於“自然貿易區域可悲地縮小了，東北市場，幾已封鎖，”天津與東北“商務幾致完全停頓矣。”北寧路關外段淪陷後營業裏程縮短了一半以上，客、貨運輸量也隨之大減；1931年旅客發送數為7349545人，1934年降為4768323人；貨運量由1931年的10123122噸降到1934年的7833859噸；營業收入1931年折合法幣為42758750元，1932年就隻有25263504元了。
日本侵占東北後，把侵略矛頭指向華北，迫使中國在1933年同其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簽訂，為其入侵華北打開了門戶，使之侵略華北陰謀日漸得逞。《何梅協定》出籠後，日軍大量增兵華北，在平、津地區大搞備戰活動，華北局勢頗見緊張，日本侵華戰爭處於一觸即發之勢。在日禍緊迫，平、津岌岌可危，水陸交通均比平日滯塞，交通頗感不便的形勢下，在津從事貿易商務活動的“各地客幫均有無可營業”之感，“多有席扌卷回故裏不在此稍有留念”之意。“商業市場，遂因委（應為”萎“，作者按）頓矣。”1933年與1931年相比天津直接進出口貨值下降了32.18%，1935年與1931年相比下降了42.84%，表明天津外貿受其影響頗大。
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戰養戰”的戰略方針，在中國淪陷區內施實殘酷的經濟侵略掠奪政策。這樣中國城鄉經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和致命摧殘，中國民眾尤其是淪陷區內的民眾陷入了災難性深淵，天津對外貿易因之步入了嚴重衰退時期，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天津外貿衰退更是急轉直下：1942年直接進口洋貨是712436487元（法幣），1945年就無直接進口洋貨了；直接出口土貨1942年為178122839元（法幣），1945年直接出口土貨也沒有了；1945年天津外貿僅是些轉口貿易。由此可見，日本侵華戰爭是直接影響天津外貿發展變化並使之處於癱瘓狀態的基本原因。
（本文撰於1990年冬，未刊稿）國內各類戰爭對近代天津對外貿易的影響，近代中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社會問題成堆，階級鬥爭尖銳，民族矛盾激烈，因而先後爆發過多次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與戰爭。其中最大的和最為突出的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與戰爭，義和團民眾運動與戰爭，資產階級領導推翻清朝的民族民主辛亥革命運動與戰爭，民國後出現的新舊軍閥混戰及人民求解放的革命運動與戰爭和民眾的抗暴鬥爭以及白浪農民起義和回民起義等。無論是哪類鬥爭運動與戰爭，都對近代天津外貿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