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近代中國貨幣複雜與混亂，金、銀比值波動及列強在華銀行濫發紙幣，中國國際彙兌為外國人操縱等都是近代天津外貿發展起伏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於貨幣資金不足給近代中國和天津外貿發展帶來的影響亦是非常顯著的。貿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資金周轉和支持，外國商人和洋行之所以能控製和壟斷中國和天津對外貿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得到本國在華銀行資金上的全力支持。在華外國銀行無不以大量資金支持本國在華商人和洋行從事對華貿易活動，使之能在中國采集大量物資和傾銷更多商品，這些都是中國商人和貿易行無法與之抗衡的。由於中國商人和貿易行得不到本國銀行支持，常常采購物資時缺乏資金，商品積壓時得不到資金周轉，麵臨虧損或倒閉時無資金接濟，致使近代中國與天津對外貿易不能不受外國人操縱和控製。1928年天津中國商人辦的協和貿易行之所倒閉，除了經營不善等多方麵因素外，資金周轉不足則是重要原因之一。天津外貿在抗戰勝利後本可大加發展，結果反不及戰前水平，且每況愈下，原因之一就是資金不足。當時進口貿易資金-外彙，統由國家配給，配給天津區（包括東北在內）的外彙僅是配給全國外彙的10%，配給上海的外彙是配給全國外彙的80%，導致了1948年天津對外貿易急劇下降，邁入了近代天津外貿有史以來的第二個低穀之年。
綜上所述，貨幣資金對外貿影響頗大，亦是外貿起伏、升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為各國政府高度重視。
（本文撰於1990年秋，未刊稿）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對近代天津對外貿易的影響列強國家發動一次又一次的侵華戰爭，給中國政治、經濟帶來了極大危害，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天津對外貿易發展。在列強國家侵華戰爭中，要以八國聯軍入侵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影響最大，也最為突出。
入侵中國京師地區的八國聯軍在京、津地區奸淫燒殺和搶奪，把京、津地區變成一片荒涼：侵略軍在天津大沽周圍地區的連日縱火焚燒，將繁華大沽夷為平地，擁有五萬多居民的塘沽已無華人足跡，有一千多戶居民的北塘幾乎全毀；從大沽到北京間竟是“一片荒涼之景，……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極為罕見，大都早已變成瓦礫之場”；天津“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屍數裏，高數尺”，“俄人所據之地，被害特甚，搶掠焚毀，繼以奸淫”；侵略軍所到之處竟成“頹垣廢墟”，無數群眾慘遭殺害，“路上盡是人畜屍體……在7月的炎熱陽光暴曬下，屍體很快就腐爛了，還有一股燒焦的人油和煙味，城市西郊成了一片廢墟”；近百萬民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在死亡線上掙紮之民眾四處可見；國庫及商民所開之錢莊多為洋兵、洋民搶劫，被搶之白銀多達十兆（十億）之多，“滿載著搶來的毛皮、絲綢、瓷器等物的軍人和文職人員隨處可見。”經過這場災難性的血洗搶劫之後，曾是津市大戶人家也成了“一貧如洗”之民。聯軍統帥瓦德西不得不供稱：“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奸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實屬不少。”天津“百業摧殘，錢業倒閉者約百餘家……市麵混亂，現銀緊缺……物價上漲。”受此影響天津外貿急劇衰退：1899年天津進口洋貨淨值39279788海關兩，1900年降到14728354海關兩，比1899年下降62.5%，1901年雖達27227438海關兩，僅是1899年69%多點。出口貿易更不景氣，是年下半年就無出口貿易可言，處於停滯狀態。據楊瑞六等著的《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一書提供的數字看，是年天津出口的土貨為1024643海關兩，而上年是10871539海關兩，與之相比下降9.6倍。據《1892-1901年津海關十年報告》稱：1900年天津進出口貿易總值是32364815海關兩，比上年下降一倍之多；1901年遠未達到1899年之水平，為58%多點。關稅收入1899年為1269804海關兩，1900年隻有516707海關兩，不足上年一半；1901年為764514海關兩，遠在1899年之下，減少66.09%。到港船隻1900年是1883年以來最少的一年，隻有852隻，比1898年下降74.64%。出入天津港的中國船隻亦減少許多，隻有324隻，比1898年下降5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