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貨出口值增長速度高於洋貨進口值增長速度，但洋貨進口值卻大大高於土貨出口值，入超始終存在。
據海關統計，天津土貨出口值增長速度1899年與1874年相比增長12.71倍，同期洋貨進口值隻增長4倍；洋貨進口值1874年10557532海關兩，土貨出口值1144893海關兩，入超9412639海關兩；1899年洋貨進口值53664238海關兩，土貨出口值15700807海關兩，入超37963431海關兩。20世紀以來，增長速度雖遠不如前，但貿易絕對值卻大大增長了，1931年與1899年相比：洋貨進口值增長1.56倍，土貨出口值增長7.46倍，入超為4423904海關兩。僅就這幾年數據看，近代天津外貿出口值比進口值增長速度要高數倍，但入超始終存在。近代天津外貿進口值超過出口值，一般為2-3倍，多時達5-6倍，少時近半倍。20世紀才趨於縮小。
（二）近代天津外貿經曆了由間接貿易為主轉為直接貿易為主的曆程，即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口貿易為主的附屬地位轉為直接對外貿易為主的自主地位。
“1866年上海進口的棉製品一半是運到天津和煙台的，天津貿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製品”。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進出口貿易貨值才為當年進出口總貨值的23.37%，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口的間接貿易值竟為76.63%；1899年分別為32.77%和67.23%。20世紀以來，隨著天津外貿環境和條件改善與提高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科學技術進步，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口為主的天津外貿日漸轉變為直接進出口為主的貿易了。這一變化是20世紀初完成的，是以1905年直接進出口貿易貨值首次超過間接進出口貿易貨值為標誌的。1905年天津直接進口貿易貨值占了52.07%，間接進口貿易貨值占了47.93%；直接出口貿易貨值是51.53%，間接出口貿易貨值為48.47%。之後直接進出口貿易貨值始終超過間接進出口貿易貨值（個別年份例外），並日漸成了天津進出口貿易的主要部分。
（三）近代天津外貿經曆了自由貿易轉由官方控製下的貿易過程，這一狀況是七七事變後出現的。
近代天津外貿自開埠到1937年的70餘年間，始終是中外貿易商家和貿易行號自籌資金、組織貨源，依據國內外貿易市場需求，自由收購、推銷和出入商品，政府當局從不過問或很少過問，時有過問多因貿易商家所請。七七事變後，日本占領當局為把天津外貿變成“以戰養戰”手段，將其納入戰爭軌道，直接控製了天津對外貿易，進口什麼、出口什麼，均由日本占領當局說了算。外彙資金亦由當局配給，並以向當局銀行所售外彙的多寡比例配給指標。重要商品及軍需品不得出口或隻準輸往日本及其占領地區；有些商品進口或出口以及有的產品從種植、經營、收購、出售均由日本占領當局指定的貿易機構進行，其他任何貿易單位和組織不得染指或問津。這點在解放戰爭時期亦多如此，隻是有程度上的差異。所以，七七事變後天津外貿就成了官方控製下的貿易。它既是近代天津外貿的一大特征，也是近代天津外貿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亦是近代天津外貿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的標誌之一。
（原載《對外經濟貿易》1993年第4期）國家主權與對外貿易。
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領域範圍內擁有的最高權力，也是一個國家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的根本基石，更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外貿發展的最基本條件。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外貿易淪為半殖民地殖民地，根本原因就在於國家主權不斷喪失，外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中國命運。本文就國家主權不斷喪失給外貿發展以巨大影響問題略作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