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後天津外貿進入了一個比較快的發展時期，諸多原因之一就是此間銀行事業又有進一步發展。外商銀行到1935年發展到17家，加上中外合辦和已歇業的曾達到過25家。在外商銀行迅速興起的刺激下，清政府官辦銀行和民族資本商辦銀行在庚子後也相繼問世。天津首家官辦銀行是1902年創辦的天津官銀號，1911年改為直隸省銀行；再是1904年清政府成立的戶部銀行，後改為大清銀行，民國後改為中國銀行。民族資本的商辦銀行有中國通商銀行天津分行、誌成銀行、信成銀行及1915、1917、1919、1921各年建的鹽業、金城、大陸、中南“北四行”。華人辦的銀行在1923年達12家，1933年為17家，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達30家。據20世紀初期估計，在津外商銀行擁有資金4億多元，華人辦的銀行擁有資金3億多元。“北四行”是中國北方著名的金融集團，1923-1927年5年間擁有存款從44萬元上升到1755萬元，前後增長38.8倍，而且信譽日增，成為中國最大的儲蓄銀行之一。近代天津中外銀行的迅速發展，使近代天津對外貿易在1905年間發生了曆史性變化，直接進出口貿易值首次超過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口的貿易值，並日漸成為天津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天津對外貿易地位的上升。其次是1900年後天津進出口貿易值成倍增長，1899年為7千萬海關兩，1921年躍過1億海關兩，1931年近2億海關兩，這種外貿發展的增漲速度是天津出現新式銀行前無法相比的。
1928年首都南遷，北京銀行多數南移，金融實力大減，天津就成了中國北方金融基地和華北金融中心。1914年華人辦的銀行在全國有59家，其中上海4家，北京5家，天津2家；1925年全國有141家，上海33家，北京23家，天津14家；1932年調查全國總行137家，上海有59家，北平2家，天津10家。
1935年天津有主要銀號53家，資本393萬元；北平9家，資本65萬元；青島10家，資本36.9萬元；濟南28家，資本103萬元；河北32家，資本115.6萬元；山東46家，資本195.41萬元。
據1932年《中國經濟年鑒》統計：在華外商銀行有105家，上海25家，北平9家，天津16家，香港12家，廈門、濟南各3家，福州、汕頭各2家，芝罘、九龍各1家，其他地方31家。
以上情況反映天津是僅次於上海的外商銀行集中地，也是中國官商銀行僅次於上海的城市。
中外銀行在華北特別是在天津發展，不僅促進了華北城鄉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天津對外貿易以極大推動。銀行通過自身職能，如國際貨幣彙兌、進出口押彙、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外貿結算、貼現及其他手段來支持商家從事貿易商務活動。各國在津洋行和商人無不在本國銀行支持下積極從事對華掠奪性貿易。華商銀行也有大力支持本國商人從事商貿活動的，如大陸銀行為促進天津進出口貿易發展，1925年出資在萬國橋附近建造了兩座大型倉庫，以貯存天津商人經營的進出口商品及農、副、土、特產品等。
在津外商銀行還以資本輸出形式向天津各經濟部門進行投資。以1936年為例：英、日、美、德、法、意、比、挪威等8國在津銀行的投資就達11952.3萬美金。投資公共事業的占總投資的2.9%，投資進出口事業的占35%，投資航運事業的占6.1%。這些投資在天津發揮的效應與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麵外商銀行吮吸了高額利益，另一方麵促使天津經濟實力的增長。華商銀行向工業方麵投資的有金城銀行給永利化學工業公司數次貸款，少則五六十萬，多則一二百萬，最終扶其生產出享譽世界的“紅三角”牌純堿。
總之，天津外貿發展催生了天津近代金融事業興起和發展，它的興起和發展又推動著近代天津外貿的迅速增長，同時也給天津城市經濟和華北城鄉經濟發展繁榮奠定了有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