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若森對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及其治理文化的適應性重塑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鑒於中國國有企業重構或中國國有企業治理重構縱深演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政府的行政性職能與經營性職能均應從國有企業中逐步退出，國有企業治理逐漸由“行政型治理”向“企業型治理”演化，經濟增長方式則由“官員經濟”向“企業家經濟”轉型。就競爭性市場體係的培育而言，重點依然在於促進公司控製權市場、產品市場、經理人市場和債權市場的發展與成熟，但鑒於當前中國競爭性市場體係的整體發育相對稚嫩，在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十分成熟，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模式的構建在未來一定時段內依然以加強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優化為主。而就中國國有企業重構中的互補性製度安排與支持而言，重點應在兩個方麵：第一，加強政企關係重構的激勵機製建設，其核心在於製度化明確經營者的激勵結構並硬化預算約束，以消除國有企業中的棘輪效應與軟預算約束的負向激勵；第二，優化企業治理的控製係統，即在完善企業治理機製係統的過程中，在支付必要企業治理成本的同時，最小化企業治理成本的總和，以獲取最優的企業治理收益。
（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具體方麵
中央編譯局國有企業改革成果調研組認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需要注意不同國有企業的特殊性。第一，企業發展曆史的長短會造成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一個曆史悠久的老國有企業與曆史短暫的新國有企業相比，前者會出現後者無法想像的情況。兩個企業的包袱完全不能比擬，即使麵臨同樣的市場價格，兩個企業的效益也會差距很大。因此，兩個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注意采取不同的措施。第二，企業所處的行業不同，情況也不一樣。比如，資源型國有企業麵臨的問題就不同於其他國有企業。國家要幫助資源型國有企業做好兩方麵的工作：一是幫助企業進行產業轉型；二是幫助企業在其他地區尋找和取得資源。第三，要注意不同屬性的國有企業，問題反映的渠道存在差別。比如中央國有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的差別，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和不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的差別等。這些差別在製定改革方案時必須考慮。總之，在製定和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方針政策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各種情況，具體企業具體分析、針對不同的企業，采取不同的做法，既堅定不移又審慎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錢勇、曹誌來分析了資源型國有企業主輔分離改革問題。通過對資源型國有企業主輔分離改革路徑的分析，他們認為，國有企業改製對就業的影響，取決於路徑的選擇。第一，由於曆史原因，國有企業普遍冗員眾多，對已有企業的改製，不管采取什麼路徑，在短期內必然不同程度地減少就業，比較而言，轉化式改革相對於剝離式改革，分步式改革相對於一步式改革，內源式改革相對於嫁接式改革，能夠緩衝短期內增大城市的就業壓力，緩解與控製利益衝突，從而維護社會穩定。第二，一步式改革相對於分步式改革，嫁接式改革相對於內源式改革，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國有資源型企業附屬企業經營機製的轉換，從而提高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對資源型城市中長期的就業環境與社會穩定產生有利影響。第三，國有企業改製可以同時采用多種路徑，改製對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影響取決於改革路徑的組合，改革路徑的組合有利於兼顧社會短期穩定與長期穩定這兩個目標。
藏躍茹等提出了深化中央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思路。他們認為，著眼於中央國有企業（央企）的定位，著眼於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要求，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央企改革的總體思路是：（1）整體布局，經營性國有資產要有方向一致的改革路徑。適當收縮央企的分布範圍和戰線，將有限的資本投向更重要的行業和領域，集中優勢，突出重點。對於那些國有經濟發揮作用不明顯的行業，那些非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競爭性行業，以及資金規模和技術要求不高、進入壁壘小的行業，應根據具體條件製定相關領域退出方案。通過引導民營資本進入，可以促進行業的技術進步，最終實現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的提高。（2）分類改革，區別國有企業的競爭性職能和公共性職能。根據國有企業的定位和國有經濟布局，將國有企業細分為三類：專司政策性職能的國企；政策性和經營性兼顧的國企；完全競爭性的國有資本參、控股企業。對這三類國企進行分類改革，管理方式也要體現差別化原則。（3）攻堅破難，深入推進行業央企改革。一是政企分開，如鐵路體製改革；二是結合規模經濟和監管的需要，進一步將自然壟斷領域的“大壟斷”變為“小壟斷”；三是對壟斷行業競爭環節（業務）的央企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四是健全壟斷行業監管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