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杜甫、柳宗元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出。二人都有非常強烈的參政意識，為出仕而積極努力；出仕後，二人都曾經在京城任職，積極參與朝政，努力在現實政治活動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人生的後半期，二人又都被拋出了政治中心，成為邊緣人，但又都不甘心於這樣的境地。
曾經顯赫的家世、多年努力求仕、積極參與政事、被迫淪落邊緣等相似的生活經曆，成為柳宗元接受杜甫影響的前提。
二、二人共同的思想底蘊，是柳宗元接受杜甫影響的基礎
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杜甫長期“與田夫野老相狎蕩”(《舊唐書·文苑傳》)，又生活在大動蕩的時代，長期遊蕩於下層社會，這使得杜甫自覺地繼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並且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加以體現。杜甫曾寫道“邦以民為本，魚饑費香餌。”(《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從長安回家時。看到驪山上帝王臣子的驕奢淫逸生活，他感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得知呦子餓已卒”時，他憤慨“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進而，杜甫由一己之不幸，想到了別人的不幸，“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自京赴幸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懷，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更深刻地體現了出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跟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甫的這種為他人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境界絕非常人能夠達到的，
柳宗元“無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的政治思想。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體體現。“生人”就是老百姓。柳宗元在《貞符》一文中總結了曆代王朝興亡的教訓，提出興亡的關鍵就在於能否關注“生人之意”。柳宗元一生自覺地追求也是以“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客書))。他在《送寧國範明府詩序》中提出了“夫為吏者，人役也”的觀點，在《送薛存義之任序》中稱“凡吏於土者，……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表達了柳宗元民貴吏輕的政治主張；在《捕蛇者說》、《田家》三首等作品中，詩人大膽地揭露和抨擊了唐王朝的橫征暴斂，寫出了其對老百姓的深切同情。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贖奴為民，推行文教。發展經濟，積極踐行“以生人為主”的美政主張。更難能可貴的是柳宗元具有樸素的民族等列思想，他曾脫下官服，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真誠交往，對他們一視同仁。
柳宗元與杜甫都長期受到了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關心民生疾苦，同情老百姓的不幸，渴望在“致君堯舜上”的政治生涯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有著“許國不複為身謀”的從政意識。這是柳宗元與杜甫共同的思想底蘊，也是柳宗元接受杜甫影響的基礎。
三、柳宗元詩歌中感時書事的現實主義品格。是杜甫史詩耩神的具體表現
盛唐詩人以開放的心態和積極進取的豪邁精神，創造形象玲瓏的詩歌，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藝術境界。白天寶中期以後，政治的腐敗、社會的衰落，使詩人有了壓抑感，與開元盛世時的那種充滿理想主義的精神狀態大不相同；安史亂後，麵對千瘡百孔的現實，詩人們繼承了“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重新回到“風雅”傳統，詩歌開始反映現實生活。這其中，杜甫是最成功的一個。
孫昌武先生指出：“柳宗元的敘事詩繼承了牡甫的現實主義傳統，以時事人詩，真切質樸地反映時代矛盾。”事實上，柳宗元所繼承的不僅僅是敘事詩中的現實主義傳統，還有杜甫詩歌的“詩史”品質。以時事人詩。柳宗元的詩歌再現了很多曆史事件。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死，府兵作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而迫張建封子張情為留後。韋道安為張建封部屬，軍亂後，勸阻不成，遂自殺。柳宗元寫《韋道安》詩，稱讚韋道安的忠貞義勇。“安史之亂”後，繼之而起的就是藩鎮割據，邊鄙目蹙，朝廷內外交困，將繁重的賦稅轉嫁到相對穩定的東南農村地區。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的現實，正是酷役重賦下的廣大農村的縮影。在《田家》三首等作品中也有同樣的內容。不僅如此，柳宗元在詩歌中還描寫了民族地區的社會風情，如《嶺南江行》、《柳州侗氓》等作品，再現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社會生活，為後人提供了生動的生活畫卷。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十二稱：《嶺南江行》、《柳州洞氓》“寫嶺南實事，堪人地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