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範嘩將佛經的敘事風格融人到《後漢書》的敘事之中，並對其產生了較大影響。《後漢書》常常不厭其煩地記載傳記人物“代死”或“代罪”的事跡。如《龐參傳》寫龐參妻子殺死前妻之子，龐參因此被洛陽令祝良案罪。龐參因為災異被赦免。祝良卻被有司糾察，關押獄中。因為祝良能得人心，所以洛陽吏人紛紛請求代受其罪，請求的人每天達數千萬之多。每天達數千萬之多，這樣的數字足以驚人。又如《孔融傳》記載孔融少時私藏通緝犯張儉，事泄治罪，孔融、孔褒兄弟及其母親三人爭相抵罪，“一門爭死”，成為傳頌一時的佳話。有時甚至是被判處死刑的人，即使他的罪過完全是咎由自取，也會有人願意為之代死。如《儒林·歐陽歙傳》寫歐陽歙因為任汝陽太守時臧罪千餘萬被發覺下獄，其門生禮震上書，乞求代歐陽歙而死。這樣的記載以《劉趙淳於江劉周趙傳》最為突出。在這卷篇幅並不算長的七人合傳中，“代死”的敘述模式竟然被重複達至八次之多。
這種敘事風格直接來源於佛教故事的影響。《法句譬喻經忿怒品》(25)說：
昔有國王，喜食雁肉。常遣獵師。張網捕雁。日送一雁，以供王食。時有雁王，將五百雁，飛下求食。雁王墮網，為獵師所得，餘雁驚飛，徘徊不去。唯有一雁，連翻追隨，不避弓矢。悲鳴吐血，晝夜不息。獵師見之，感憐其義，即放雁王，令相隨去。群雁得王，歡喜迥繞，爾時獵師，具以聞王。王感其義，斷不捕雁。
雁王墜網，被獵人捕得。有一雁願代雁王而死。感化獵人，從此不再捕雁。等等，例子不勝枚舉。上引佛經中的“鹿母”、“鹿夫婦”、“雁王”等故事。都帶有典型的“代死”故事情節。《後漢書》“代死”母題敘述，與之有著驚人相似性。“鹿母”故事見於《佛說鹿母經》，由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翻譯；“雁王”故事見於《法句譬喻經忿怒品》第二十五，由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翻譯。範嘩所生活的劉宋時期，離西晉年代並不遠，這些佛經當時傳播正盛。範曄為佛教名士之列，自然當備受其影響。
(三)
可是，建國以來，範曄一直被視為無神論者，不少人甚至把他後代子孫範縝“神滅論”的思想，也尋根溯源到範曄的思想之中。《宋書·範曄傳》記載：
(範)曄嚐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雲“當相訟地下”。其謬亂至此。又語人：“寄語何仆射(指何尚之)，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範曄嚐欲著《無鬼論》，又說“天下決無佛鬼”，將範曄判定為無神論者，似乎很自然。但具體事實怎樣？我們不妨將《宋書》的這段材料細加分析。它可分為三層意思：一是範曄曾經認為死者神滅：二是要與徐湛之相訟地下；三是認為“天下決無佛鬼”，如果有。定當相報何尚之。向來討論範曄無神論思想時，隻引述此處前後兩層的意思，唯獨不引述中間一層。很明顯，在這裏，前後兩層的話語是一個意思，中間一層話語的意思，與前後兩層恰恰相反。一則說死者神滅，決無神鬼，一則卻說“當相訟地下”。“當相訟地下”，顯然是相信鬼神的存在，是說人世間沒有爭訟清楚。到了陰間仍然要繼續相訟下去。所以這番話，馬上遭到《宋書》作者沈約“其謬亂至此”的批評。這樣看來，《宋書》記錄在這兒的話語就矛盾了：範嘩嚐說死者神滅、決無鬼神，就是不信鬼神的存在；而雲“當相訟地下”，則是又信鬼神的存在。
如何理解範曄的矛盾呢？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說自己“無意於文名”“常恥作文士”，卻又自誇《後漢書》的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篇”，而且在《後漢書》創作上，也是極逞文士之筆的。筆者認為這大概是範曄的個性使然。他要故意表現出與流俗的不同，流俗流行什麼，他卻偏要聲稱反對什麼。宋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所以範曄卻偏偏要聲稱他“常恥作文士”：宋文帝佞佛，群臣爭相效之，所以範曄卻偏偏要反對佛教，聲稱決無鬼神。這樣公開地表示他與流俗的不同。他不願仿效群臣，作媚寵狀的個性，《宋書·範曄傳》也有體現：
(範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嚐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這樣的個性，和他在《和香方》中“悉以比類朝士”的性格是一樣的。也正是這樣的個性，使他莫明的被送上了斷頭台。這樣偏激的個性，處處故意要和流俗表現出不同，當然主要來於他在當時的不得誌，被誹謗，被群小不斷地中傷，像他要相訟、相報的徐湛之、何尚之等人，就是誹謗和出賣他的人。所以，根據範曄生平和《後漢書》文本，才能將範曄的思想看得更為清楚。
可惜一直以來，人們對範曄佛教思想的理解，都是斷章取義的。隻攫取了範曄批評佛教現狀時的那些文字，便匆匆給他貼上無神論者的標簽。這不是一種嚴肅的研究態度，應該還他本來的麵目。要之，範曄是一位佛學理論家，而非一名無神論者。以上諸論，希冀能引發方家對範曄佛教思想的審視和關注。
責任編輯：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