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礎，是黨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線。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極左思潮泛濫，這條路線被拋棄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複、堅持和發展了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由此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一、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曆史經驗
思想路線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是一個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以什麼樣的世界觀作指導的問題。我們周圍的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們要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取得勝利，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世界的客觀規律。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因此思想路線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路線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他們綜合人類認識史的優秀成果和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經驗，創立了辯證的曆史的唯物主義哲學，既為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係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實踐活動，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以恩格斯說：“我們黨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列寧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於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後的俄國，創造性地解決了俄國革命的一係列理論和策略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又以新的經驗和認識成果，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使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路線更進一步趨於成熟。
中國共產黨的科學的思想路線是由毛澤東同誌最先確立的。他從參加締造中國共產黨的最初年代起，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從書本和上級指示出發的錯誤傾向作堅決鬥爭。土地革命時期，他首次明確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他在1929年為古田會議寫的決議中，就尖銳地反對主觀主義的指導，認為這種指導，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目主義。1930年，他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曆史性文獻中，更加鮮明地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並且要求把這一論斷作為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號，反複加以宣傳和闡發。抗日戰爭時期，他為揭露黨內錯誤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的思想根源，深入鑽研哲學問題，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等一係列光輝著作。這些著作一方麵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另一方麵也為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在延安整風中，他再次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根本觀點和態度，用實事求是來揭破教條主義。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正是這樣，黨的“七大”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式確立和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自此，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就成為全黨居於主導地位的思想路線。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誌繼續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並開始在這一路線的指導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同誌逐漸偏離了自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雖然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本人都曾經數次努力糾正這種錯誤，但終因各種原因未能從根本上回到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直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更是利用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望，鼓吹唯心主義天才論，顛倒理論和實踐的關係，采用摘引片言隻語、斷章取義的方法，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任意肢解割裂，使科學的思想體係變成了脫離實踐的僵化教條，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壞殆盡。粉碎“四人幫”後，本來是恢複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大好時機，但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卻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理論和政策，把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觀點，混同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當做判斷是非的標準。這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仍然不能及時恢複，思想路線上的偉大轉折仍然不能順利實現，黨還要在錯誤路線的支配下，在艱難曲折中徘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