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不同的社會階層悄然出現。如果社會真的像層層樓梯那樣，能夠讓底層的人拾階而上，社會分層反而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但問題在於，在我們這個激烈變動的轉型時期，社會階層的可識別性並不強。遙想20世紀80年代，個體戶最先發家，但現在練攤的卻大多是下崗職工。這種大起大落極易給人幻滅和無常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唯利是圖，隻講結果不計手段的心態。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沒有相應的社會倫理緩衝貧富分化所帶來的負麵影響，各個階層之間存在著隔膜和對立的情緒。窮人並不認為富人的錢來路正當。富人鮮有對底層公民的關懷和起碼的尊重，雖然他們中有很多人原本就是從貧寒和卑賤中掙紮出來的，到了山頂反而拚命鄙視山下的大眾。政府和富人之間一直互不信任。政府懷疑財富的正當來源，也警惕財富對社會秩序的腐蝕。如果沒有對私有產權的完善保護，富人有再多的財富也會像桌子上的灰塵一樣被輕輕抹去。富人越是覺得不安全，就越是揮霍無度，或是向海外轉移資產，而這更加加深了政府的成見。
從另一個方麵來看，收入分配方麵日益出現不平等隻是個信號，利益集團對政治博弈的深入滲透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有更深遠的影響。任何經濟政策必然會引起收入再分配，必然會有贏家和輸家。圍繞著利益的衝突，國內各階層的政治博弈將愈演愈烈。每個階層均試圖影響政策的形成，以便使最終出台的政策對自己最有利。利益集團之間的充分競爭對當政者實際上是有利的，因為當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遊刃有餘地選擇和哪些利益集團結盟，這樣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規劃，又有腳踏實地的政治支持。但是，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製衡，那些依靠特權發家的權貴階層和發家之後躋身權貴的新貴階層對政策形成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政府會逐漸成為利益集團的“俘虜”。這將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帶來極大的負麵影響，並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當政者為了保持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平衡，應該主動地創造或默許一個和權貴階層針鋒相對的新階層，否則，中國未來的改革恐怕將是“如此冰霜如此路”。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產階級”或曰“中等收入階層”的概念引起了學者和政府的關注。盡管在歐美，中產階級這個詞更多地帶有貶義色彩，因為中產階級是指遵循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比如星期天帶著全家上教堂，追求虛榮生活卻沾沾自喜，年紀雖然不老但絕非風華正茂的那群人。但在中國，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被賦予了理想的色彩。從媒體的大肆宣揚中我們能夠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意味著比普通人提前享受到現代生活、有品位、國際化、年輕、有知識、富有創新精神等。他們大多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智慧和膽量改變了人生的命運，因此他們在大眾中有較高的社會認同；他們支持中國的改革並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反對權貴階層，因為他們的事業要發展壯大不僅不需要仰人鼻息反而迫切需要掃清各種政策上的障礙。其實，真正符合這種描述的有財產也有理想的中產階級並不多，但是我們有一個夢想，我們夢想，如果能夠有這樣一批新興的力量成長壯大，定能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助一臂之力。所以說，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匆匆忙忙地粉墨登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時勢造英雄。
“十六大”報告裏也談到要壯大中等收入階層。以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失業率居高不下，城鄉壁壘仍然高牆聳立，壟斷的高等教育供給和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勞動力市場需求矛盾重重，要想在短短20年時間內把中產階級的比重提高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即40%左右，讓社會分層從目前的“金字塔形”轉變為“橄欖形”，誠然絕非易事。但是，形勢逼人，時不我待。為什麼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對中國如此重要，因為未來20年將是在我們衰老之前的最後一個改革機會。
裏昂信貸銀行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和東亞經濟將在未來20年內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其理由是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的人口結構非常年輕。亞洲（不包括日本）超過65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隻有6%，而美國為12%，日本和歐盟均為17%。按撫養比率，即14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重來看，亞洲的撫養比率從1965年的頂峰79%一路下降，估計到2020年將達到穀底48%，歐洲的趨勢恰恰相反，1985年的撫養比率為47%，到2040年可能達到75%。過去，亞洲國家總是把人口當成負擔，當成必須嗷嗷待哺的饑餓的嘴。但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從負擔將變成潛在的消費者。